支持抗美援朝　中国人民发动“伟大捐献”

志愿军空军愈战愈勇

把人民捐献的武器运往前线

湖南勤杂工谭楚云攒下卖水钱捐献武器

大连广和机械厂王兆达小组增产捐机

抗美援朝战争，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所经历的重大考验。在前线，志愿军以劣势装备奋勇杀敌，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以南。在后方，各阶层全力投入生产，保障军队供应，同时掀起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这中间所迸发出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都让人感动不已。

为前线出一分力

1951年5月，志愿军入朝作战已过半年，虽取得第一至四次战役的胜利，但由于重武器太少，令实施第五次战役的部队大受影响。美军依靠空中优势，遮断我军补给线，同时用地面炮兵压制我军步兵，战场形势严峻。毛泽东发给苏联领导人的电报里说：“补充物资只有60%至70%到达前线，30%至40%被途中炸毁。”可见，美军空地火力优势成为影响志愿军作战与后勤的大问题。

那个年代，一架喷气歼击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旧币值为15亿元），坦克25万元，一门榴弹炮9万元，一门高炮8万元，当时中国肩负抗美援朝和经济恢复双重任务，财政上很难再临时拨款，购买作战物资。恰在此时，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回国，向有关部门反映志愿军的困难，认为全民出力是当务之急。6月1日，由社会各界组成的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指出：“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方面都能完全压倒敌人，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分或全部，购置战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

无穷的能量

当群众知道“最可爱的人”的困难后，迸发的能量是无穷的。在捐献运动中，最脍炙人口的事迹当属豫剧大师常香玉卖掉剧社的卡车和宅子，带领59名演员踏上义演之路，大家吃大锅饭、睡地铺，直到1952年2月演完后，募得15.27亿元（旧币），足可向志愿军捐献一架米格一15比斯歼击机，这就是著名的“常香玉号”。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得知后，专门接见这位艺术家，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常香玉，你真不简单！”同样在文艺界，电影工作者徐肖冰、苏河清、周峰等把自己获得的斯大林文学艺术奖的全部奖金捐献，用于购买“人民电影号”飞机。

民主人士也不甘落后，李济深、蔡廷楷、陈铭德等原国民党爱国将领倡议捐献“民盟号”飞机的同时，分别认捐5000元、1000元至600元（均为新币）不等，可谓倾尽家财。民族资本家也捐出营业额的1%至2%或4%至5%，上海“纺织大王”荣毅仁一口气捐出12架飞机的款项。

规模空前的捐献活动中，平凡人作出不平凡的贡献，干部、教师、工人捐工资，农民捐粮食，工商界积极缴交税款，连在校生也把零用钱捐出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工人大部分每月捐出1-3个或5-6个工日的工资，农民靠节衣缩食、进行副业生产等办法进行捐献，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湖南湘潭，76岁的勤杂工谭楚云从运动发起日开始，就自备一个竹筒，上面钻个小孔，每天工余挑三五担水，把卖水的钱装进去，竹筒上写着“抗美援朝生产捐献集金筒谭楚云记”的字样。四川简阳棉农发起“一斤棉”捐献运动，两个月内就完成捐献两架“棉农号”歼击机的捐款。江苏泰州姜堰小学向全国小朋友发起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的倡议书，时年十岁的小学生朱汝杰率先把自己百日时奶奶亲手戴在脚上的护身符——银脚环捐献。这一倡议引发全国少年儿童的积极响应，很快就有120多所学校联名响应，孩子们省下糖果钱，献出心爱的首饰，并大力开展勤工俭学，通过搜集废品、打柴割草、饲养小牲畜等方式，用自己的努力为英雄们做贡献。这其中，辽宁彰武一所小学的1200名小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内的闲暇时间拣粮食、打柴禾、打柳条子，攒下1200元，全部捐给志愿军。

曾遭受国民党压迫的少数民族群众，在新社会里也迸发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甘肃临潭一位回族妇女捐出珍藏多年的银洋、金戒指、银裸、银手镯等。在新疆，百岁维吾尔族老人吾吉尼少汗坚持拾麦穗、纺线，为捐献武器出力，而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少数民族老汉韩宝旺用两个月拾废纸所卖钱款捐给前线。

翱翔在历史天空

1952年6月24日，总会宣告捐献武器运动胜利结束。仅以捐献歼击机为例，截至1952年5月底，东北地区捐款6525.08万元，可购机435架；华北地区捐款6795.06万元，可购机453架；华东地区捐款21540.67万元，可购机1436架；中南地区捐款13357.84万元，可购战斗890.5架；西南地区捐款4471.22万元，可购机298架；西北地区捐款1365.41万元，可购机91架；内蒙古捐款465万元，可购机31架；其他地区和个人捐款1132.5万元，可购机75.5架。总计全国各界人民共捐款55650.37万元，可购机3710架。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颗颗滚烫的心。

值得注意的是，捐献飞机过程中，还呈现出某种地域特点，像北京、天津、沈阳、武汉工商界即各认捐30架歼击机，南京工商界认捐10架，山东人民给“山东空军师”认捐120-130架，江西人民认捐“江西空军师”81架。而捐献飞机的命名也颇富时代气息，出现了“石景山工人号”“北京东郊农民号”“工商号”“中国学生号”“中国妇女号”“中国海关号”“中国图书号”“华侨号”“中国佛教号”等等，反映了这场运动得到全社会的拥护。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志愿军高技术军兵种迅速发展壮大，令敌人瞠目结舌。从1952年起，志愿军空军沿鸭绿江建立著名的“米格走廊”，粉碎了美军企图摧毁我军交通线的“空中绞杀战”。战争期间，志愿军空军战斗出动2.6万多架次，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正如抗美援朝总会对捐献运动的总结：“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和其他各界人民，在这次运动中，都争先恐后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事业，充分地表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

这里要强调的是，战争状态下，那些捐献的飞机并非以捐献者的命名从军，而是沿用空军战斗序号，被命名为诸如2249号、0204号等。作为专门的军史档案及文物研究者，笔者多次遇到运动参与者查询当年捐献的飞机下落，自己都负责地说：“这些战鹰永远翱翔在那片灿烂的历史天空上！” 马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