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树人
小时候,每当与小伙伴玩得高兴,只要边上有人说:“铁匠婆来了!”我就立即停下来,警惕地四处张望。
铁匠婆,母亲的外号。幼时的我,虽觉不雅,但也默认。
读小学仅半年,刚满28岁的父亲就去世了。抛下孤儿寡母,那年,我6岁半,弟1岁半。父亲的严厉,印象仍在。初冬放学,书包还没放下,父亲就要我背课文,背不出,令我跪下。母亲为我求情:“这么小的孩子,又刚上学……”话未说完,父亲长叹一声:“好好好,不管了。”从此父亲真的再没管我,直到春节后去世。
父亲走了,和善的母亲像是换了一个人,一下子严厉起来,还特意从山上弄了根细竹鞭子,一米来长,笔杆粗细,稍一用力,呼呼生风。她常说,养孩子,三不少:吃不少,穿不少,打不少。
在村里,数母亲的规矩最多,诸如不能盛镬心饭,吃饭不能发声,碰到大人要称呼,早上起来首先要扫地掸灰擦桌子等等。正月里,跟着小太公去喝喜酒,满满一桌人,我一个都叫不出,就顾自己在那里吃菜。回家后小太公告诉母亲,说我不懂礼貌,吃相难看。小太公是族里最德高望重者,他一说,母亲当即在我后颈处就是三鞭子。
细细的鞭子,强化着母亲的权威。稍有触规,母亲就说:“看看,鞭子在摇头了!”我们就立即规矩起来。但一出家门,早忘掉。麦收时节,白头翁在桕花间飞来飞去,忙着做窝孵蛋,魔一般地诱我上树。不料踩在枯枝上,重重地摔了下来,当即就昏晕过去。
这是母亲打得最凶的一次。先在衣服外面打,不解气,脱去衬衣再打,我没承认,越打越重,边打边哭着说:“你要没醒过来,叫我怎么活!”
像这样铁石心肠,毕竟少之又少。母亲的细竹鞭子,总是摇头的时候多,出手的时候少。随着我们的长大,打得就少了。进了初中后,好像再没动用过。
在乡村,我最听不得的一句是“呒爹娘教调”。老天不公,失了父亲,自感低人一头,母亲又管得极严,总觉得抬不起头来。这种旁人难以理解的自卑和痛苦,一直伴着我搬入新屋才结束。回望来路,我始终以为,这间我村二十年中唯一的新屋,不仅改变了我家的命运,也是母亲一生最长脸的杰作。
父亲早年,积劳成疾,靠村里照顾,在凉亭摆个小摊度日。父亲去世后两年,村北造了公路,通了汽车,行人一改道,小摊顿时陷入绝境。母亲天天流泪,半夜里好几次把我哭醒。一番苦苦挣扎后,母亲毅然决定:借债造屋。
对一个本已债台高筑的弱女子,谈何容易!但铁了心的母亲,批地基,买材料,请工匠,连搬砖抄沙的重活都自己动手。经过大半年的流汗流泪,两间前店后家的平屋终于矗立起来,全村人莫不刮目相看。
搬进了新屋,生活渐渐地和顺起来。先是我保送进初中,接着又考入诸暨中学,后来弟弟也读了高中。就在我们住上新屋二十周年时,高考恢复,一年之内,兄弟俩都上了大学,轰动了当年的十里八乡。隔壁的婶婶问母亲:“铁匠婆,高兴吗?”母亲噙着热泪,哽咽着说:“高兴高兴,真像做梦一样。”
没几年,母亲离开了平屋,跟着我们兄弟转。先县城,再上海,虽没享荣华富贵,却也算儿孙绕膝,温馨安适。六年前,母亲以九十一高寿在沪谢世。清明冬至,我们回老家给父母焚香祭拜,有时还去平屋转转。物是人非,甚是凄清。但墙上的母亲依然笑意盈盈,慈眉善目间,丝毫看不出铁匠婆的强悍样。
铁石心肠,我想并非与生俱来。正因如此,也许更值得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