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相张九龄

洪 水

张九龄是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的宰相，为“开元之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更是一位一直为后人崇敬、仰慕的名相。读《新唐书·张九龄列传》，看到他力谏唐玄宗高度重视刺史、县令的重要观点，觉得至今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郡县制自秦以后，几乎承袭整个封建时代，但是，至唐朝开元时期，并没有真正重视刺史、县令的选拔和使用，普遍存在“重内轻外”的吏治现象。张九龄对唐玄宗说，现在的刺史，在京师附近地区以及一二等的重要州郡任职的，尚且略加选择，其余长江、淮河、陇山、蜀、三河的大州以外地区的刺史，就逐渐用非其人了。由京官出任刺史的，有的自身有过失，有的政治上没有什么成绩，就用州刺史的职位，作为贬逐官吏的去处。有的人由于依附他人而窃据高位，等到势力衰弱，就说是才能不能胜任京官的职务，出为刺史。至于武夫、低于九品的流外官，则积累资历就能得到刺史的职位，而不考虑其才能。刺史尚且如此，县令更不用说了。这样下去，政治必然衰落、滞塞。因此，他给唐玄宗谏述了几个十分重要的观点：

其一，百姓命运掌握在县令手中，地方安定产生于刺史那里。治理四方百姓，要靠刺史、县令，因为刺史、县令是特别接近百姓的，如果他们不称职，那就远超水旱之灾了。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致力于根本的职位，却被追求仕途的人所轻视，蒙受灾害的人民，常常遭到没有才能的官吏的搅扰，天下难以太平。

其二，不重视刺史、县令，政风必坏。张九龄说，现在朝廷士大夫，一入朝就不想出任地方官，他们谋虑私利，很以为得意。京师是官绅贵胄聚集之地，自身声名产生的场所，在这里，从从容容依附他人，无须辛勤就能成功，这就告诉人们大利在于朝廷，而不在外郡。有智谋才能的人，都有求利之心，怎么肯离开京师出任刺史、县令呢？国家依赖有智谋才能的人而得到治理，他们中之所以没有人愿意担任接近百姓的官职，是由于朝廷没有改变这种状况。臣愚昧，以为想使国家得到治理的根本方法，就是要重视刺史、县令，刺史、县令得到重视，有才能的人就会乐于担任这个职务了。他还进一步建议说，应当用条例规定官吏的任职资格：凡没有担任过都督、刺史的，即使考课成绩优异，也不能担任侍郎、九卿;凡没有担任过县令的，即使有好的政绩，也不得担任尚书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都督、刺史、县令虽在极远的地方，也不让他们连续十年在外任职。如果不坚决采取措施改变上述吏治的偏差，恐怕难以形成良好的政风，天下难以得到良好的治理。

其三，追求精通文墨，真正实干的人才必然被忽略。针对京师一些人专攻文章写作、狡猾钻营求升迁的状况，张九龄直接谏述其弊端。他对唐玄宗说，起初创立官府文书，不过是为了防备遗忘，现在却反而追求精通文书，忽视人的才能，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剑由正航行的船上落入江中，便在船边刻上记号，等船停后再顺着记号入水找剑嘛。这样选人用人岂不荒谬？吏部铨选人才以一首诗一篇判词定是否，只能使贤人受埋没，这是清明时代的政治失误。

其四，刺史、县令知良才。张九龄认为朝廷吏部选人才拘泥于条规，根据资历安排职务，难以得到贤才。他对唐玄宗说，要让刺史、县令精心选择审核人才，在所管辖的范围内每年选拔一些人才，先令人考察其才能品行，然后送到尚书省，尚书省又加以选择，根据所用人数的多少，定出州县录用的名额。他认为州县荐举的人才是跟着刺史、县令实干出来的。让州州县县选人才，刺史、县令就会十分慎重。吏部运用州县初选的成果，就不会有很多庸才参加铨选了。现在每年参加吏部铨选的人才以万计算，京师的粮食、物品大量消耗，难道有这么多人才吗？假冒滥充罢了。

在张九龄的多次直谏下，唐玄宗十分重视县令、刺史的任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