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当年打“双电”

黄柏生

“双电”，指电话电报。眼下电信业发展疾速，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提升和普及，一机在手，世界任游，谁都成了千里眼顺风耳。然而，每回想当年打“双电”，总不禁莞尔。

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街巷遍设市内公用电话，有专人值守、传呼，组网完备，全国领衔。但倘若急需打外地的长途电话，则只能去四川北路桥堍的上海邮政总局二楼拨打。偌大厅堂的一侧是一式10间均1平方米左右的岗亭式的电话房。去打长话，就像上今天的特需门诊，先登记次序号，叫到了，才去指定的号房发话。一分钟为起步价，超过一秒即增分计算；这一分价，索费不菲，所以，凡使用者都事先打好腹稿，拎起话筒，直奔主题，没有高谈阔论，绝无卿卿我我。

1967年冬，我年迈的母亲在武汉探亲时住院，打了2次长途电话，肉痛话费，于是辟设蹊径：我和胞妹事先写好半分钟的发言稿，拿着手表念稿。一拨通，加快语速，秒针一到12，戛然而止。打了几次，女服务员半是点赞半玩笑地说：你不会是百米赛跑的掐表裁判吧？

1990年初，上海开放私人电话安装。我和孩子们去四川北路总局24小时轮流排队争名额。一门电话安装费1500元，几近我一年半的收入，放到今天，几乎可买一辆国产小汽车了。

那时，如非有特急、突发事情，没人想常去电报房——“一听电报叫，心里别别跳”。电报每字三分钱，标点同价。一次，邻家老伴病重，托我打电报召回外地独子。我拟了自以为最简略的发报稿，审稿员一看就问：“你带了多少钱？”我答：“2元。”他摇摇头：“你这么写，连标点，过百字，得付3元多！”在我瞠目时，他用红笔改写：“母病重速归”，“去付1角5分。”立刻降费20倍！

记得当时一位名作家曾调侃：谁写文章啰嗦，每个字刨3分钱！受此启发，作为语文教师的我旋即宣布作文批改“新政”：把100多字浓缩成5个字不是作文，但写各体作文，既具体、脉络清楚又不重复啰唆则是追求的目标。以后，凡达标的，“贝多芬”（被多加分）；重复啰唆的，每句扣3分！与之配套，还破例可以因推敲而迟交，可以交流切磋。学校通谚：“考考考，老师法宝；分分分，学生命根。”这一师生各自加压的“作文经济”，调动所有“小农”的积极性，蔚成自纠互帮的新风。现在回想，兀自一乐耳。

回望当年打“双电”之窘，面对眼前微信一秒抵达全球各地的碾压“扫荡”，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