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咖啡馆

邱仙萍

乡村也有咖啡馆。

乡村的咖啡馆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豌豆花，又像是青草地上的一朵菌菇，水灵灵的，站在路边打着伞。现在的乡村是女大十八变，只要两三年没见面，回去一看不得了，山更葱郁了，水更碧透了，鹅卵石的路径旁都围上了古旧的木栈栏，白墙青瓦的门帘上攀满了凌霄花，老旧的房子内部改成了五星级的民宿，牛栏猪栏变成了咖啡馆和酒吧。咖啡馆的设计都藏着精巧的匠心，浓郁的欧洲色彩融合日式雅致，布垫沙发，书法字画，根雕盆景，陶瓷手艺，书架上放着密密麻麻的书，还有一两只慵懒肥猫，窝在角落里打盹。

店主常常是文艺气息的女孩子，穿着汉服，或披肩长发，或挽个丸子头，巧笑倩兮，眉目盼兮，娉婷而美好，女人见了想起年轻的从前，男人见了想起曾经的初恋。这样的年纪，连呼出的气息都能画成一朵云。坐在这样的店里，喝什么咖啡，用哪里的豆子，手冲的技艺，这些都是次要的，摩卡也好，拿铁也罢，本来就是个形式和腔调。能对山空语，对水发呆，看猫狗打架，蝴蝶翩迁，这似乎才是在这山间村野的要紧事。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两朵玫瑰，要了白玫瑰，时间久了，白的就成了桌上的米饭粒，而红的就成了心头的珠砂痣。要了红的，日子久了，红的就变成了墙上的蚊子血，而白的，却是床前明月光。

我是个咖啡成瘾者，说来已经有近三十年了。富春江边当时很少有咖啡馆，我一边喝着大杯冲泡的雀巢咖啡，一边熬夜赶工。那个时候的诗和远方，就是能坐在西湖边的咖啡馆，静静地喝一杯现磨咖啡，看断桥不断，听西泠不冷，体会北山路上梧桐叶的爱与哀愁。

就像一张落叶挤进这座城市的宅门，在杭州生活了二十多年后，那些微风习习的咖啡馆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像奶茶店一样的商务咖啡。去咖啡馆不是为了情调，是直奔主题的工作和谈判，单位楼下就引进了星巴克，我们的饭卡就可以买单。

咖啡已经不能让我打起精神，也不能让我无眠，即使每天一壶。让人无眠的是川流不息的人海茫茫，和深不可测黑咖啡一样的中年焦虑。

那年，我和我在港大读大一的女儿，在日本京都乡村的咖啡馆逗留，这里的咖啡馆店面很小，一个拐角小屋，两三张小桌子，上年纪的店主温和地煮上一杯拿手咖啡，不露声色的眼神，保留着友好和不失分寸的交际边界。我女儿突然哽咽：“香港虽然是暖湿环境，但不知道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种看不见的淡漠和远离。大学宿舍窗户分成上下两层，上半层推出去，能看到天空，下半层推出去，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楼房。”

一位叫安德烈的男孩给他妈妈的信中，同样有这样的表达：“你问我愿不愿意干脆在香港读完大学，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两个月下来，发现这里没有咖啡馆，只有蹩脚的连锁店。”安德烈要的咖啡馆是一个生活态度，一个生活情趣，比如在徒步区的街头咖啡馆和好朋友坐下来，喝一杯意大利咖啡，在一个暖暖的秋日午后，感觉风轻轻吹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窄巷。

城市的咖啡馆是孤独的，一个人缩在陌生的角落，用一种不打扰别人的方式，默默渗透进他们的秘密世界，比风还轻。乡村的咖啡馆，却更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林间有新绿，月光有衣裳，无论怎样都是雀跃好看的。这样的咖啡馆更像是一场稻田艺术节的演奏，一段穿着蓝色印花布衣的采茶舞，也许在它们眼里，我们这些风尘仆仆的旅人，是它们的诗和远方。

7月29日，是凡·高逝世的日子。由于生活所迫，27岁的凡·高搬去乡下与父母同住，无业、穷困而压抑。这位在薄情的世界里，勇敢且深情地活着的大师，在乡村咖啡馆给弟弟写信：“我这四天主要靠23杯咖啡来生活，这仍然要支付面包的费用。”

远方再艰难，有诗有咖啡，荆棘上最终也会开出白色的花，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些痛苦的挣扎，就如同分娩中的阵痛，最终会有欢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