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与信件

詹湛

曾有年长的老师告诉我，他专注于老日记本（笔记本）的收藏，因为从一般的书摊上即可方便地买到封皮好看的老日记本；但信件方面的收藏者，总归是少多了，就算不乏收藏（手稿类）文献时顺带收藏的意味，大部分也往往专注于这些通讯是否出自名人之手，以及是否意义与价值非凡。

至于较为普通的民间邮件（它们可能太过寻常了），遍历千帆的收藏家们总视而不见。但笔者近年开始收藏信件，并不设有统一标准——即未必要书法上佳才行，也未必一定出自行业名家或翘楚，它们可能仅仅具有某个时代特征或某些社会事件的意义，或者，只是记录了一个家庭的聚散离合，或一个人的某一段生命。

转眼就到了微信和互联网的时代，重又开启旧巴巴的老信件，好像对我们的意义不大。不过，对习惯以手机为工具的现代人而言，纸张之上的一笔一画，都比今天发个消息或回个语音要郑重与可爱得多，简而言之，能体会到有一种“信念”注入其中，从笔端流入信纸的纤维。笔者所收藏的信件来源复杂，国别不同，所用语言又不同，如将信纸与装饰的风格（例如明信片式样的小信笺）纳入考虑的话，又提供了一份不错的审美与思考之新途。

哲人福柯曾经认为“私人信件可能会有个署名，但无作者；一纸合同也可能会有个签约方，但无作者；同样，贴在墙上的一幅无名招贴也可能会有个写作者，但他算不上一位作者。”只因在他的理解中，所谓“作者名字”之功用，即是能把一批文本归到一组，从而把它和其他文本区分开来，以便在文本和名字之间建立起同源互释的关系。

这么解释固然很好，然而普通信件的作者正因为那种陌生感，才有独到的魅力，不是吗？话语（或者说文字）在充分的流动途中，有了种种的用途，而这些芸芸众生的作者们，因身份、社会层次与年代背景相异，信里随之而来的立意和情怀也就自然不同，士农工商，感兴趣的阅者各取所需；在过去西方的图书馆里有时会设有专项“信件区”，抑或：作为一种辅助资料，信件被存放在所谓的“特藏部”而非阅览部。

纵览这些纸质载体时，我们察觉其早已形成一种密度分布不规则的聚合体，那或许比今日每一种数据都置于“云上”，乃至VR或“元宇宙”里更具一些古老的信仰。

信件里颇值得考察的地方很多，一般而言，越靠近艺术学科的范畴，越呈现出优美的趣味，例如大画家约翰·罗斯金从1840年6月17日的牛津寄出了一封讲述自己生活日常的小信。当时，他正在意大利研习拉斐尔，也随着透纳学画，他在信里“唠叨”着自己的每天任务，除了化学与解剖鱼标本与弄清楚微观植物的结构之外，每天都要阅读塔索和柏拉，当然也包括了向好友抱怨法语和希腊语有多难学！

信件间的另一些经典，与那些“有作者的”书籍文体间的距离开始淡化。它们大多不盘旋于己身，而愿意刻画出一个社会阶段里存在、流通和运作的特征，诸如深刻与博学兼具的《傅雷家书》或是钱穆在1940年前后从昆明西南联大寄出的“烽火”家信——南来北往，它们都是令人不忍释卷的苍茫画卷；又如，《管锥篇》中尤为中意的通信之一，是意大利大文豪维科在1725年年底致格拉多·德利·安吉利的信里，思辨着那时意大利的文学和地理学成就，又睿智地谈到大诗人但丁、彼得拉克或阿利奥斯托的诗歌艺术该如何与指南针、带风帆的船，乃至于刚刚迈出显著步伐的草药医学完美共存；近两百年之后的欧洲风云激荡，同为意大利人的葛兰西也写信，他在艰苦条件下为现代思想史梳理出了名作《狱中来信》（也被译作《狱中书简》），对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影响，大约仅有二十世纪初的同胞克罗齐能相媲美。

最后，或可举出一个关于“信件”之信念的有趣例子。那是一位“最爱写信的虚构人物”——贝娄笔下的摩西·赫索格。涉及大都市孤独的知识分子的小说历来不少，但常是现实主义的，唯独《赫索格》能将意象凝聚成独立的画面，仿佛期待读者努力跟上人物的步履，去体验悲怆和欣喜，“他整天给天底下的人写信……随身必定带着一只装满信件的手提旅行箱。”但最令人想不通的是，热爱写信的赫索格并非信念之子，反而常常处在意识流的真空状态。可是，恰恰就是贝娄这种宏伟的写作尝试，迷倒了好几代读者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