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给我一封信

渔翁

著名作家路遥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我保存了38年，其间搬了七次家，扔了很多东西，但路遥的信我一直保存得好好的，因为那是我年轻时的梦。

父亲年轻时，曾在《大公报》《申报》及一些书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等，他最常用的笔名是“东方蒙”。母亲生我后，父亲将其笔名中的“蒙”字，“赐”给我作了乳名。可能是受父亲的遗传，从小学开始，我的作文就比其他同学要写得通顺一点，花里胡哨的形容词和成语，用得也比其他同学多一点。因此常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或在课堂上宣读，或在教室墙上张贴，弄得我忘乎所以。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写小说、散文向省内外报刊投稿。但投出的稿件，要么是石沉大海，要么就是退稿。失望之余，我写了一则小稿寄给《文汇报》。没想到这篇“诉苦”稿却被编辑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可能是报社觉得类似我这样遭遇，在许多文学青年中都会发生，觉得有必要关注和回应一下？

稿件见报没多久，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无锡的信，那是在1983年11月中旬。打开一看，是路遥写来的，寥寥数语。路遥开门见山地让我寄一两篇习作给他，他说要帮我在文学之路迈出第一步，使我有信心、有勇气、有决心在今后坚持不懈地搞创作。信末，还留下了他的通讯地址。

面对这意外之喜，我却胆怯了。因为路遥的名气实在太大，大得使我不敢去惊扰他。最终我没有遵命将习作寄给路遥，失去了一个机会。但我还是很感激他，能收到他充满关怀的信，对当时我这个20多岁的文学青年来说，其激励作用不言而喻。

以后的日子，我调整了心态，不再过于为作品是否录用而纠结。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曾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几篇散文、诗歌、寓言等作品，有一篇散文被编入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和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留学生教材《说中国话 看中国人》一书，另有一篇在参加一家国家级杂志征文中得了三等奖，奖品是10个憨态可掬的熊娃娃，妻子至今保存得完好如初。再后来，由于工作变动，我的写作内容也有了变化，以写法学文章或故事为主，一度在《新民晚报》一个专栏上，连续发表办案手记，上海的同行还误以为我在上海工作呢。

能取得以上些微成绩，我想与路遥的信也有相当关系。将尘封38年的这段往事写出来，是因为我垂垂老矣，不想让路遥的善举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