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收藏世家 城市值得铭记的文化烟云

小臣单觯 西周成王 前十一世纪上半叶李荫轩、邱辉一九七九年捐赠

康有为《大同书》手稿 清末民初 康保庄、康保娥1961年捐赠

王时敏 仿北苑山水图轴 明崇祯二年 一六二九年 袁安圃一九七八年捐赠

吴王夫差盉 春秋晚期 前六世纪上半叶—前四七六年 何鸿章一九九六年捐赠

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 明1368—1644年 庄氏家族1998年捐赠

景德镇窑青花缠枝花卉纹盘 明宣德1426—1435年殷屏香1986年捐赠

周文枢犀角雕赤壁图杯清1644-1911年仇大雄2015年捐赠

◆郑重

“盛世芳华——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是今年上海博物馆七十周年馆庆系列展的重头戏之一。社会捐赠是博物馆赖以产生、生存乃至发展的源泉，在中国博物馆历史上，私人捐赠曾对博物馆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如张伯驹先生向北京故宫捐赠《平复帖》《游春图》，潘达于先生将大盂鼎、大克鼎捐赠上海博物馆等等。

郑重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后，在时任馆长马承源、汪庆正等文博大家的支持下，开展对收藏家的专题研究。这段历史已化成《海上收藏世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书，现择几则鲜为人知的故事，它们是上博的历史，也是这座城市值得铭记的文化烟云。

——编者

陈器成：收藏无悔

1980年7月22日，原光明制药厂创办人、收藏家陈器成将自己收藏的130件珍贵文物捐献给上海博物馆。这是他第二次捐献了。在1962年，他就向该馆捐献文物80件。在上海博物馆为他举行的捐献文物授奖会上，陈器成谈了他对收藏的见解：

我一向认为博物馆不仅是一个收藏、保管文物和标本的机构，而且要为广大人民了解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资料，文物、标本都应该为这个目的服务。

一个收藏家对文物收藏有如此的认识和觉悟，在收藏时就定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求藏品的文化品位。如何来评价陈器成的藏品之文化价值？上海博物馆在《关于受赠陈器成同志捐献文物的请示报告》中所做的评述可看出这些藏品在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光明制药厂创办人陈器成同志，是本市著名收藏家，最近陈同志自愿将文物130件，捐献给国家……陈氏所捐献的文物有瓷器、青铜器、甲骨等，质量较高，多属我馆陈列和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文物，其中商代甲骨100片，一部分从未发表过，是研究商代历史的珍贵史料……”

何谓藏？了解陈器成的收藏方法，就可知道他对“藏”的理解。陈氏收藏极广泛，青铜器、甲骨、龟板、陶瓷、玉器、书画、文玩、砚、墨甚至纸张。他的藏品从不在室内陈列，也不在亲友间炫耀，更不想和其他藏家争奇斗艳，随力量选购一些作为自娱，做一位真正的藏家。

收藏品犹如过眼云烟，收藏家只是暂归于己而已。有些收藏家为了在书画上留下“曾归己有”的情感，往往在书画上留下印记或题跋。而陈器成所收藏的书画都不钤印。他认为前人批评项元汴在书画上滥钤印章，犹如“美人黥面，雅道凌迟”，此话很有道理。

王南屏：送“王安石”回家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王南屏向他提出要把《王文公文集》和宋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但有个条件，他在上海家中收藏的200件明清字画要允许出境。谢稚柳回沪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和保管部主任马承源，沈、马两人都认为此事可行，就告知谢稚柳先要鉴定这两件东西的真伪。

谢稚柳还未对这两件藏品进行鉴定就认为可行，是因为他心中是有数的。王南屏的父亲王有林是上海实业家和书画、碑帖收藏家，和谢稚柳不但都是常州人，且还是表兄弟。王有林早年爱好书画碑帖，并有较高的鉴赏眼力，在经营染织行业外，业余时间即鉴藏书画碑帖。

对于《王文公文集》，谢稚柳很清楚。此部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是存世孤本，今已一分为二，一部分在日本东京，另一部分为王南屏所藏的残集76卷。王南屏所藏的残集76卷，在到香港之前，徐森玉曾拍摄有玻璃版底片藏在故宫博物院。1962年，又在徐的动员和督促下，将密封在铁箱内30多年的玻璃底片从故宫博物院找出来，与日本藏本合成一部完整的《王文公集》，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上世纪60年代初期，《王文公文集》残卷出现在香港书肆，徐森玉、谢稚柳曾商量设法将它买回来，他们委托旅居香港的王南屏、徐伯郊经办此事，最后为王南屏所购得。本来说好内地筹到款后再从王南屏手中购回，但十年动乱开始，此事遂不了了之。此后，日本人曾想用重金向王南屏购买，均遭回绝。王南屏说这是中国的国宝，且又与上海方面有约在先，不管等到什么时候，他都要把它送回内地。

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原系周家所藏，携至台湾，本想出让给台北故宫博物院，但台北故宫博物院无人能定为真迹，亦无王安石手书墨迹可作参证，所以婉拒收购。据说藏家失望之下曾托人请张大千审鉴。张大千愿出5万美元购进，但藏家因未到心理价位而不愿出售。又携至美国托人转售，亦未售出。后来藏家再携至香港，为王南屏所购得。

1985年2月，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亲自到深圳正式接收《王文公文集》和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并亲自押运回上海，上海博物馆要为这两件国宝的回归举行捐献仪式。但王南屏已于1月在美国因心脏手术失败而去世，享年60岁。在3月16日举行的捐献仪式上，王南屏的夫人房淑嫣在致辞中说：“王南屏先生在世的时候，挚爱中华文物，他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这两件东西保存了多年，即使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把它典卖变钱。”

薛贵笙：缘尽则散

共和国成立之初，上海古玩商业界的私营老板也表现出爱国热情，纷纷向上海市文管会捐赠文物。薛贵笙也不甘落后，1951年就开始向国家捐赠文物，以后又不断有所捐赠，先后将个人珍藏的“西周恭王效直”等80多件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薛贵笙有着如此丰富的经历，他所经手的那些文物背后该有多少故事啊！我还是缠着他，使出了年轻时当记者的韧劲，决心要让他开口谈自己的故事。最后他只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过去，江西有一个做古玩生意的，手中有一个假的瓶子，瞄准一家富户要卖大价钱。但这个富户守财如命，不愿把钱花在买古董上。后来，富户的家中发生不祥的事情，这位古玩商认为有机可乘，就和巫婆联手，请巫婆到富人家里去装神弄鬼，说是能得到一只古代花瓶即可驱邪，逢凶化吉。果然，这位富人上门求购这个假的瓶子……

薛贵笙讲完了这个故事后问我：“你听懂了吗？”“听懂了！”此时我真的感到有些惭愧，不该再像年轻时那样用这种“逼供”的方法采访。采访之前，我就从上海博物馆听到一些薛贵笙的收藏故事。几十年来，经他整理发现的各类文物、古玩中，有不少珍稀文物。他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那件青铜器“效直”，是1938年前后他在广东路开店时购进的，高243厘米，重3.65千克，正面有68字铭文，记述着这样一段故事：孝王赠给公五十朋货币，公又赠送给效二十朋，效觉得这件事情很光荣，特意制作酒器卣表示纪念。当年，薛贵笙见此珍宝，欣喜若狂，倾其所有购下。此后数十年，他都视其为掌上明珠，曾有许多人出高价欲得此宝物，都不能使之动心。在薛贵笙的捐赠品中还有一方田黄石章。田黄素有“石中王”之称，其价值比黄金还昂贵，产于福建。平日所见田黄石以小块居多，重至斤者罕见。薛贵笙捐赠的这件田黄石，重1.8市斤，呈黄金色，黄中泛白，为田黄石中之珍品。

薛贵笙捐赠的文物都是他几十年经营中筛选下来的自藏品，其等级之高可以想见。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留给子女呢？”他回答说：“古玩文物，缘来则聚，缘尽则散，要知足常乐啊。何况我又不缺钱用，子女都不是搞这一行的，给了他们，反而害了他们。这种事我看得太多，经历也太多，捐献给国家，也算我为后代积一点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