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的前生与今世

吴莉莉

四川北路上的群众剧场曾经辉煌过几十年。关闭多年后前两天路过，它已变身成了小商场，就像从前的虬江支路旧货摊。里面还蛮热闹，不过看客居多、买者少。有件眼熟物顿入我眼——一台旧的五斗脚踏缝纫机，硬板纸做的简易标牌斜插在机旁，歪歪扭扭的几个字：特价586元。久违了的旧物，勾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从前，老上海人叫缝纫机为“洋机”，因为这东西是从西方传过来，就像洋火（自来火）、洋灯（电灯）一样，叫法约定俗成。当时能拥有一台洋机，家里的经济条件都蛮好。放在室内作摆设罢了，其实并不靠它缝制衣裤。女主人闲时玩玩，缝个花边、蕾丝等饰物，或者做点精制的女红，方便得很。那时我家住在溧阳路1084弄，楼下陈家条件好，陈先生是工程师，家里就有台美国“胜家”牌手摇缝纫机，有个褐色的木壳套着。手摇机的缝纫速度慢，操作时需两手左右开弓才行。邻居妈妈们看到“胜家”，都很羡慕。

1952年，三妹刚出生不久，我家也买了台五斗的脚踏缝纫机，当年这是家里的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办起合作社，帮助家庭妇女走出家门，让她们学习劳动技能。我家生活不宽裕，祖孙三代靠父亲一人在税务局工作，母亲就报了缝纫班学裁剪，想学点手艺贴补家用。学习班要学员自带装备，没有“洋机”怎么行？父母拿出积蓄，还卖掉一只金戒指，才凑齐了一百五十元现金。至今我还记得，那天父亲叫了辆三轮车，一家人喜气洋洋地把它迎进了屋。

我妈的学业成绩还不错，有家庭旧照为证：我上小学一年级穿的白衬衫和背带裙、两个妹妹的泡泡袖花布连衣裙，就是母亲缝纫班的“作品”。妈还为我爸做了条西式的棉马裤，工艺蛮复杂，裤腿边钉有一排纽扣，紧身又保暖。爸穿去上班，局里同事们都夸好，这让他很有面子。妈靠这台缝纫机搞副业，为洋娃娃的大头贴像做机绣活。从厂里拿来打好图样的白坯布，用五彩线绣出洋娃娃的五官和头饰。娃娃大头贴形象生动、活泼，加工的过程也很有趣，我喜欢站在一边看妈妈绣像。绣线要自家买，买回的各色线是成束包装的，须拆散后绕在线轴上，方能上缝纫机用。我自然就成了拆线、绕线的小工。有时出了次品被厂家退货，妈也不会浪费这些大头贴，把它们缝在我的书包上或是妹妹们的围单上，小人都很高兴。次品当然不能出太多，不然妈妈就赚不到钱。

“大跃进”时期，家庭妇女都走出了家门，母亲有了正式的工作。缝纫机的机绣副业停摆，但一家老小春夏秋冬的衣着，还有平日里的缝缝补补，母亲还得靠着它。后来我家搬到四川北路三新里，邻居们都没有缝纫机。王家姆妈买来花布，请妈为她家里女儿踏几条短裤，过街楼阿婆请妈妈为她家踏条被单，邻里互助么，母亲总会挤出辰光帮忙。我和妹妹们也慢慢长大，耳濡目染地跟着妈妈学，布衫衬裤等小件东西也能做得有模有样了。

缝纫机走进千家万户的好时光，应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一代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缝纫机成了新娘嫁妆的必备物。无奈彼时物资供应紧张，一切需要凭票供应，备台缝纫机真不容易。那时的小家庭都是双职工，哪有空去做针线活？也就是跟风学秀罢。妹妹们出嫁时都备了缝纫机，几十年下来也不见她们用过几回，现在卖的卖、送的送，全部“断舍离”。母亲的爱物、我家的功臣，也在二十多年前，随旧居拆迁，让收旧货的师傅拉走了。

回想最后看到母亲坐在缝纫机旁的那幕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爸戴着老花眼镜在拆一把尼龙花布的旧折叠伞，妈眯缝着眼，把拆下的三角形旧伞布倒接着拼起，再装两个襻襻，改成购物袋……当时我觉得两老有点好笑。弹指三十多年过去，如今忆起却是阵阵的心酸。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子欲养而亲不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