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欢言谁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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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尚龙

百来年前，因为创造了诸多“远东第一”的纪录，上海便有了“大上海”的美誉。

不过上海人自己也知道，“大上海”是上海的骨骼、相貌、血型、性格……还应该有一个“小上海”，是布满上海全身的毛细血管，是弄堂里的上海，角角落落的上海，锱铢必较的上海。小上海不是棚户区、下只角和收入低、学历低的人群，小上海是体现最普遍市井民风的上海。

大上海和小上海，看似对立，实际上，大小上海的叠加，才是更生动更真实的上海。只不过很多时候，人们被大上海的光耀所吸引，虽然也会看到弄堂烟火气的缥缈，但是比较多停留在物质意义上的怀旧回望，对小上海之“小”，对小上海毛细血管之细、之通达上海周身，还是轻描淡写居多。

引发我这番思考的，是美好的童谣和粗鄙的俗语两者间的“同途殊归”——在相似的环境中产生，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境界，前者飞向了大上海的梦幻，后者落入了小上海的逼仄。

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张家老伯伯，问侬讨只小花狗……这是最经典的上海童谣了。童趣，美好，幻象……谁都无法解释，糖粥、胡桃、小花狗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不要紧，童谣大多这样颠来倒去的。

童谣没有时代指向，没有贫富贵贱，无痛无疾，满足了童年的美好。

在童谣之外，还有一种哼唱，也朗朗上口，但是和童谣之间，看似完全不同的“三观”。

“1958年，倷娘养出侬只小癞痢”“廿四跟肋排骨弹琵琶”“噶许多萝卜轧了一块肉”……

一点不美好，像是蓝领油污的工具袋一样，塞满了日子的窘迫，生活的尴尬，体面的缺损。还很刻薄，让人备受讥讽、歧视和起哄。不管是在什么年代，它们从来不登大雅之堂。

但是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顺着弄堂，顺着学校操场，顺着孩童和成人的嘴角，蔓延、传扬。

我把它们称为“俗语”。不雅，却也因为俗而简洁明了，直达市井的笑点——一个人的痛点铺垫了所有人的笑点。在痛点和笑点的世俗行为中，俗语漫画式地勾勒了某个年代的世俗生活片段。

俗语，自有它不俗的内核。

俗语有稚趣，有野趣，有智趣，还有年代之趣。俗语不仅是儿童的哼唱，也是成人的语境，不像童谣，只是稚童的幻象。真要佩服俗语无名创作者的智慧。

俗语是杀器，重在精神杀伤；伤害不大，侮辱很大。但是这种杀伤，往往是自杀式的杀伤，或者说是自杀式的同归于尽。因为所有的杀伤都是有强烈年代感的自嘲，在极尽能事羞辱对方时，自己恰也是被羞辱的对象。比如用“廿四跟肋排骨弹琵琶”来羞辱对方的骨瘦如柴，贫穷年代谁都是面黄肌瘦，谁都不可能脑满肠肥。

俗语很俗，却俗得有底蕴，每一句俗语，都足以牵出一个年代，虽然牵扯的方式不讨人喜欢。比如，有些喜好到处传播他人隐情的人，至今还被叫作“小喇叭”，谁能想象得到，“小喇叭”的梗，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电台儿童节目《小喇叭》？

俗语还暗藏了高深的文化和艺术。想一想，“廿四根肋排骨弹琵琶”，为什么弹的是琵琶，而不是古琴不是月琴？我简直怀疑，这句俗语的始作俑者，是某位评弹名家的即兴笑语，只有他们才了然琵琶和肋骨间的奥妙，才会像如今的脱口秀信口拈来。

越是贫穷窘迫，俗语越是创造力想象力无限。如今，日子渐渐安逸，俗事少了，俗语也没有了。只是偶尔触景生情般想起了某一句，这时候的俗语，像是装了许许多多不同念想的漂流瓶，漂到了我思维的荒岛，打开来，漂流瓶里装着的，竟然是很多年前我们一代人漂出去的日子，一幅“珍宝”级的上海市井风情画长卷。

俗语就有了社会学和民俗学的意义，是回望上海贫穷苍白年代的一个小孔。

俗语的嘲是真的，笑也是真的，幽默在刻薄中滋生。市井之笑语，市井之欢趣，从未因为生活贫穷苍白而丢失过，甚至可以这么说，那个年代的欢趣值，高得不可思议。

上海俗语，就是上海欢言。加了书名号，《上海欢言》是我的新书书名。

欢言谁与共？你我世俗人。

李白有诗句写道：“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大意是说，欢言笑谈得到放松休息，畅饮美酒，宾主频频举杯。陶渊明也有欢言诗句：“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诗意更加直白，无须解释。以两位大诗人的“欢言”诗句，来注解上海人的欢言和上海的欢言年代，倒是别有意思的。

欢言是生活状态，且有生活情景。从中也可以推断出：有欢言的生活，一定还有有欢趣的日子。

有钱有滋味可以欢趣，无钱无滋味可以创造欢趣。弄堂、石库门的俗常欢趣，是欢言的母体。人人都有故事，人人都暴露在无处逃逸、无处隐身的舞台上，只在于舞台的追光灯是在追谁。有含辛茹苦的正剧，有自得其乐的生活剧，有鸡飞狗跳的闹剧；有奋发图强的励志剧；有眉来眼去的言情片，有咬牙切齿的战争片……

我不敢妄论李白和陶渊明“欢言”诗句之高低，但是完成《上海欢言》书稿时的心境，更贴合的似是陶诗——“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本文节选自作者《上海欢言》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