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敦煌”

曾经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分所

胡道静给作者的信

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冬宫艺术博物馆的协议书

敦煌文书

◆李伟国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家重点项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50册将于今年与广大读者见面。这套皇皇之作的幕后故事，值得一说。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说：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贡献应当写上浓重的一笔。确实，上海古籍出版社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直到今天还在进行着对敦煌文献的俄罗斯藏品、法国藏品等大规模、成系统的影印出版。当年出版社主事的魏同贤、钱伯城先生，都很有学者风度和出版家的眼光，虽然他们并不研究敦煌，但有走出国门、找回“敦煌”的决心和魄力。从1989年开始，我有幸参与这项工作，在5年时间里，穿梭于圣彼得堡和巴黎之间，为找回“敦煌”，尽了绵薄之力。

发现重要线索

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魏同贤社长从苏联学者李福清处得知，苏联可能藏有《永乐大典》残本和敦煌文献。我立即查阅相关文献，有关苏联收藏敦煌文献的情况记录极少。但我在读《郑振铎日记》时无意中发现郑振铎先生1957年在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曾出访苏联列宁格勒，翻阅过收藏在那里的敦煌文献，并兴奋地作了记录，只是由于不久以后郑先生因航班失事不幸身亡，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少人知晓此事。找出这条“隐藏极深的”重要线索，我不禁大喜。在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后，我们与苏联专家初步进行了交流。因为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国际间的合作，其中既有使用藏家资料、合作编纂的问题，也有合作出版的问题，未能得出最后的结论。我们决定组团出访苏联。

一赴圣彼得堡

1989年夏秋之交，以钱伯城为团长、魏同贤为副团长的访问团经过长时间的飞行来到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时名列宁格勒，为行文方便本文均作圣彼得堡）。在当时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分所，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得知了苏联收藏敦煌文献的详情，商谈了出版协议书的条款。双方决定第二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派出工作小组到东方学研究分所进行现场阅读、编辑和拍摄工作。

为了保证在国外的编辑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在上海进行了实战式的练兵。我撰写了近万字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编辑大纲》，并设计了一份记录敦煌文献情况的“要素表”，内容包括藏家、卷号、卷名、年代、纸幅、卷心、纸色、纸质、墨色、书法、行款、残况、批校、题记等等。

再赴圣彼得堡

1990年，我奉命率领工作小组再一次来到了圣彼得堡。出发之前，见识极高的前辈学人胡道静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

伟国吾兄：

获悉旌驾啣命将远征列城，整理赍归苏藏敦煌秘籍影本，诚不世之大业，文化之盛举。昔年向觉明、王有三前辈伦敦、巴黎功业，学界永怀；遗此缺口，兄今奋然圆之，万里橐笔，壮志堪嘉。谨表贺忱，祝愿凡百顺遂，并为中苏文化友谊增缔良缘。

敬礼

弟 胡道静启

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日

胡先生认为我们所做的是当年向达、王重民先生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功业。

可是当我们兴致勃勃地走进东方学研究所的时候，却被告知只允许阅读敦煌卷子，不能拍摄，理由是他们还没有做好学术准备。协议中的书将来还是可以出版的，但必须分类分册出版，每一册的前面是苏方学者的论著，后面是相关的若干个原卷。我闻言非常惊愕。如果真要按照这个办法作为专著一本一本地出版，试想要出到什么时候呢？回到住地，我无法入睡，苦苦地想着对策，一定要说服对方采纳我们的方案。

那天晚上，我想了这样几条理由：第一，按照目前的整理程度，要分类出版是不可能的；第二，你们要写专著，作专题研究，都没有问题，可以继续进行，我们愿意帮助你们出版；第三，对于你们的国际敦煌学界学者来说，你们所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将是你们对敦煌学术的重大贡献，全世界的学者都会感谢你们。第二天，对方学者终于被我们说服了，所长也被说服了，我们终于可以按照编号，一件一件地往下阅读、编辑、拍摄，一卷一卷地往下出版了。

2001年5月底，敦煌学大家饶宗颐先生在上海闻知此事说：“你们出版俄藏敦煌文献，中间还有这样的故事，真是闻所未闻。如果要分类出版，那恐怕几十年也做不完了。”

两进巴黎

在编辑出版这批敦煌文献的同时，我们又广泛联系世界上的其他藏家。1992年5月，我随魏同贤访问法国国家图书馆，经过谈判，于同月14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和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王玛诺签订了合同。合同确定，上海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有一部分名为“法国国家图书馆之部”，将影印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东方分部收藏的、来自敦煌的全部汉文和非汉文文献资料。合同规定国家图书馆摄影部将以“现行价目”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一套缩微胶卷底片拷贝及部分黑白胶卷底片和彩色反转片。这一条款使我们得到了出版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全部敦煌文献的权利，而珍贵的古藏文等文献的出版工作一直延伸到最近几年。

1993年，我和同事府宪展赴法国国家图书馆现场阅卷编辑。在谈判中我们提出了馆方缩微胶卷的质量问题，尽管馆方十分自信，合同中还是写上了可以少量重新摄制的条款。而事实上，当我们阅读文献资料原件及其缩微胶卷的时候，凡提出胶卷的模糊、遗漏等问题（这类问题的数量不小），馆方均予以重新摄制，不但没有丝毫不耐烦，而且还反复对我们表示感谢，因为我们的复核和纠正使他们可以为全世界其他使用者提供质量更高的缩微胶卷。

因为我们预计要在巴黎工作数月，我国驻法大使馆文化参赞张先生建议我们在休息日到法国各地走走，而由于工作紧张，我们没有离开过巴黎一步。

三赴圣彼得堡

1993年6月，当我们在巴黎工作的时候，多次接到从圣彼得堡来的信息，说我们盼望已久的冬宫所藏敦煌文献的出版问题，冬宫方面已愿意与上海古籍出版社作进一步的商谈。经与大本营联系，魏同贤发来一个文件，委派我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全权代表，前往圣彼得堡与冬宫博物馆馆长谈判。接着，冬宫方面的邀请函也到了。在匆匆准备以后，我买了一张俄罗斯航空公司由巴黎到莫斯科再到上海的机票。

离开了灯火辉煌的夜巴黎，飞机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在深夜时分抵达莫斯科。再换乘火车赶到圣彼得堡，已是第二天凌晨。我只身前往俄罗斯，商谈冬宫所藏敦煌文献的合作出版问题。与我谈判的是冬宫博物馆副馆长维林巴哈夫。馆方着重谈了版权、署名、出版内容、分卷以及合同纠纷的仲裁地等问题。我的飞机票在莫斯科签了7天，也就是说，只能在圣彼得堡逗留6天。谈判过程相当复杂，其中对冬宫所藏文献的考察研究用了一天，大体确定了出版的内容格局和印制方式，接下来立即切入实质性问题。在同副馆长正式会谈了两次以后，指定先由我拟一份协议书草案，在双方基本达成一致以后，合同的中俄文修改稿准备就绪，只等双方认定签字了。协议规定所有资料的摄影和复制工作均由博物馆方面负责，出版社向馆方摄影师和专家支付相应费用。也就是说，出版社使用馆方资料不支付资料费和底本费，只支付劳务费。

到了这次圣彼得堡之行的最后一天，晚上7点的火车票已经买好。下午3时，我如约来到了冬宫博物馆的会议室，没想到双方在一个原已解释清楚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上火车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而我知道，如果这次不能达成协议，以后的事就很难说了，隔一两年重开谈判，如能达成协议还是不错的结果，问题是很可能会中途生变，再也不能由我们乃至由我们中国人来做成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静下来想了一想，用了一些咖啡和点心，气氛缓和了，双方在措辞上都作了让步，合同终于签了下来。

当我在夜幕中再次登上俄罗斯航空公司开往上海的航班时，我知道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好事。此时我的肚子突然疼起来了，而且疼得很剧烈，这种情况，在我身上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我知道，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实在太紧张了。

合同签订以后，敦煌文献的影印工作，在继任的社领导李国章、赵昌平、王兴康、高克勤、吕健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持续三十年，不仅完成了我们当年的规划，还得到了很大的拓展。17册《俄藏敦煌文献》已问世，而今，50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也终将于年内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敦煌文献出版的先行者>>>

敦煌遗书的出版形式有多种，而按原样影印和录文整理是最基本的两种形式。在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很早就有以原样影印敦煌文献之举，但大多是随研究者的某项专题研究成果发布一件或数件遗书，而不是专门发布。大规模的专门发布，始于中国台湾黄永武教授主持的《敦煌宝藏》，他收集了北京、伦敦、巴黎等处的藏品，但还不是全部，且据缩微胶卷影印，效果不理想。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15卷，是专门发布而又规模较大、编辑印制质量都比较高的影印的开创者。其特点是延聘专家选择整理，到现场精心编辑拍摄，又精心制版印刷，因而使用价值较高。

敦煌和敦煌文献>>>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沉埋近900年的敦煌藏经洞被当地道士王圆箓打开，从中发现了大量古代遗书，有大量的佛教、道教著作，更有经史子集各部文献，有官方和民间的文书帐籍等等。其中大多是流传至今的古代文献的早期写本，有的则过去仅见书名记载而失传已久，有的则从未见于著录。遗书主要是抄本，也有少量印本、拓本等，与之相适应，遗书中大多为卷轴装，也有册页、经折等。遗书抄印年代，最早为公元4世纪，最晚至公元11世纪初。

国人之痛>>>

1907年3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敦煌。3月至5月，斯坦因与王道士做了两次交易，劫走大量敦煌遗书。9月至10月，斯坦因回安西城取回存放在那里的藏经洞文物，并与王圆箓进行第三次较大规模的秘密交易。

1908年2月至5月，法国人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中劫走大量敦煌遗书。

1910年1月，新任甘肃布政使何彦升具体负责押运事宜，派人于当年夏天将藏经洞中残卷运至北京，途中以及到达北京后，不断发生哄抢盗窃、监守自盗事件。

敦煌遗书发现已经一百多年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大宗珍贵原始资料被分散收藏于全国、全世界不下一百个地方，成了国人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