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说什么话

戚凌尔 图

编者按：

现在，60后以前的上海人，还能说正宗的沪语，70后以后的人就开始洋泾浜了。尤其尴尬的是，家里有小小读书郎的，大人都要被娃的沪语带到沟里去，特别是祖辈级别的老人。虽然，不少有识之士为沪语的推广传承在作积极努力，其路程却异常艰难。前段时间电视剧《繁花》的热播，给沪语的传播添了一把火，人们说上海话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愿此后，在家中说沪语不再是问题。

“阿拉是上海小宁”

伦丰和

家有一双外孙女，老大歆歆小学四年级来悉尼读书，现已是大二学生，她知道自己从上海来，也会讲一些“洋泾浜”的上海话；老二琪琪是襁褓时过来的，幼稚园、小学、初中都融入洋孩子中间，举止言谈、生活习惯无不与他们酷似，唯肤色有别而已，她常常讲自己是澳洲人。

原先家中习惯讲普通话，琪琪也会讲，但上海话简直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根在上海，不会讲上海话，枉为上海人？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我说家里大人非必要不要讲普通话，就讲上海话。但又不能走课堂教学方式，否则欲速而不达。从用餐入手，两姐妹每日午餐要自带，外婆就根据她们的“订单”而烹饪，要她们用上海话记住菜肴的名称：红烧肉、番茄炒蛋、油爆虾、四喜烤麸、油焖落苏……也许是“民以食为天”的原因，她们竟然记住许多上海话的菜名。

当然还教她们一些日常生活用语。为提高她们讲上海话的兴趣，又教她们沪语童谣，唱给她们听，如《卖糖粥》《侬姓啥》《落雨了》《外婆桥》，还有“新民晚报，夜到看报，夜饭吃饱，早点困觉”。每每我有表情的朗读后，她们捧腹大笑，上海话可真有意思。琪琪用手机录了音，反复模仿，竟然记住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她得知，东方卫视播放沪语版《繁花》，在假期中看电视，既不影响学习，也是学上海话的最好机会。

去年年底，悉尼放暑假，琪琪和爸妈在上海度假时，她就像小鱼似的游进大海，一个人用蹩脚的上海话自由行，收获满满，她自豪地说：“阿拉是正宗的上海小宁。”

“洋泾浜”又何妨

周洋

金宇澄的《繁花》中，有这样一句话：“任何人到了上海就是上海人。”对此，我是有感触的。我是2006年来到上海的“新上海人”，迄今，已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了18年。要深度融入这座城市，对于一个新上海人来说，不仅要听得懂上海话，还要敢说会说上海话，不怕被人笑作“洋泾浜”。

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位书友结伴去文庙淘旧书，我在一个摊头上看中了一本民国版旧书，却不知道怎么用上海话去和摊主讨价还价，仓促间只得求助于同去的“老上海”韦泱老师。他用娴熟老到的上海话和摊主一番过招，最终以一个非常公道的价格成交，算是给我上了一节有腔调的上海话购物课。

那之后，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本地姑娘，刚恋爱的时候，她就没少给我敲边鼓。她父母亲所在的家庭，都是兄弟姐妹特别多的那种大家庭，清一色的本地“土著”居民，按照她的说法，今后免不了要去和这些亲戚打交道，不仅要听懂会说上海闲话，最好还要能说浦东本土的方言哩。经不住她在我耳边软磨硬泡，再加上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我满口应承并大胆尝试，出去逛街、看电影、吃大餐、逛公园，各种场景，都开始学说上海话。虽然一开始总是会被嘲为“洋泾浜”，但我满不在乎，我的榜样是单位里面一位有点年纪的同事，他也是新上海人，但是自从成为上海女婿以后，上海话水平直线飙升，常常会用上海话说段子赢得满堂彩。总之，就这样，我找到了值得效仿的榜样，在家中老婆大人的督促下，在岳父岳母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的“洋泾浜”上海闲话越说越像那么回事啦。

女婿“条头糕”

章宜娟

去年岁末，旅居海外的女儿女婿回国探亲，家人团聚，其乐融融，笑声连连，尤其是法国女婿热衷说上海话，让我们捧腹。

“小东西”，是女儿幼时起，我对她的昵称，用糯哒哒的上海话说来，母女间的别种意趣，扑面而来。洋女婿却纳闷：哪有妈妈这样称呼女儿（他从字面理解）？我告诉他，这和英文中的sweetheart（甜心）异曲同工。他也随我们这样叫起来，不过他一出口，总有种“幸灾乐祸”的味道。女儿说：“给他也取个上海名字，弄松弄松伊。”先生说，他不是喜欢上海条头糕么，就叫“条头糕”吧。女婿乐得直拍手。但他用上海话说出的这三个字，怎么听都像说“吊豆糕”。

那天，我们一家子途经沈大成点心店时，女婿疾步前往，用刚学的上海话说：“侬好，我要买吊豆糕！”一位胖脸师傅笑着说，要买啥额糕？吊啥糕？惹得窗口里外一阵哄笑。胖脸师傅来了句NO。女婿急了：“吊豆糕呀！”还用手点点戳戳橱窗里的那些糕。胖脸师傅的眼睛眯成了半个圆：“哈哈，啥都好说，就是不能说‘吊’，OK？”遂从窗口递出一个大包。女婿哪里听得懂这番嬉闹，依然笑着转向我们，神情得意，那对蓝眼睛，随长长的眉毛一同上扬。我们几个忍俊不禁，开怀大笑，笑他说得太不正宗，搞笑不已。

晚餐后的客厅里，我们正谈论起上海话的“前世今生”：“上海话好听，有乡土情”，“但和以前相比，应用面就像滑铁卢”，云云。女婿突然指着女儿对我们说，她上海名字里有个小，我可以有吗？ 先生掌击扶手，脱口而出：“有，小棺材！”我们三个上海原住民又笑倒在了沙发上……

南腔北调一家人

郑自华

这天，邻居老王家中灯火辉煌，热闹非凡。原来，毛脚女婿要上门了。“毛脚”是四川人，在上海打拼多年，眼前的“毛脚”阳光帅气，全家人很是高兴。“毛脚”双手给外婆递上一件羊毛衫，外婆眉开眼笑，随即将衣服比画，不停说：“难为你，难为你。”“毛脚”一头雾水，妹妹（家人称女儿为妹妹）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翻译道：“外婆是扬州人，难为就是谢谢的意思”，“毛脚”拉着外婆的手说：“不难为，不难为。”大家哈哈大笑：“不难为，不就是不要客气，不要谢谢的意思”，这“毛脚”蛮活络的。妹妹问正在拨弄新手机的爸爸：“手机灵（口+伐）？”爸爸连连说：“交关中，交关中。”妹妹向“毛脚”介绍：“老爸是河南人，习惯将上海话和河南话夹在一起说，交关中就是非常好的意思。”“毛脚”说：“中，交关中”。

吃饭了，妈妈夹了块红烧肉给“毛脚”：“味道灵（口+伐）？吃得惯（口+伐）？”“邪气好吃噻”，一家人喷饭。

老外婆说：“你们结婚以后抓紧时间生小把戏”，“毛脚”有点疑惑，低声问，妹妹脸蛋有点绯红：“就是生娃儿。”“毛脚”说：“生娃儿？哦，小把戏的事情要妹妹说了算”，妹妹用拳头捣了一下“毛脚”，全家大笑。

此时，电视里正在播放沪语版《繁花》。老王说：“现在家里五个人，说五种话，南腔北调，像个联合国。什么时候在家里说一种声音，都说上海闲话？”这“闲话”两字说得有点拗口，有点费力。大家你望我，我望你：“好格呀，侬先刚（讲）起来！”于是，又是一阵哄笑！

在家说“沪普”

徐琏

我儿子是八零后，儿媳是九零后，他们讲的上海话已经不纯正了，上海话中常常夹掺两句普通话，让我们老一辈上海人听得很别扭。上海话糯嗒嗒、嗲溜溜多好听啊！可不能让这种历史悠久的方言在我们的下一代失传了。

有了小孙女后，我们和亲家商定，一定要把小孙女培养成能说一口上海话的真正上海人。小孙女牙牙学语时，我们把她放在布兜里，一边晃一边教她唱沪语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蹒跚学步时，我们让她自己推着学步车，口中念着“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下雨天，我们会撑着伞抱她走到外面，指着天上让她学说“落雨喽落雨喽，小巴辣子开会喽”。

看着孙女说上海话可爱的模样，我们很开心。谁知，孙女进了幼儿园后，我们发现过去所有的努力似乎都白费了。因为孙女一下子失去了讲上海话的语言环境。孩子们一踏进校门，“老师好！”清一色的普通话刮辣松脆地在每个教室里回荡。放学去小区玩耍，小朋友之间交流也是用的普通话。回家打开电视机，动画片里形形色色的狗狗猫猫，小鸡大熊讲的都是普通话。过去学的那些沪语童谣，全被用普通话朗诵的唐诗“鹅鹅鹅”们覆没了。

尽管我们煞费苦心，在家里尽量和她用上海话进行交流，但孙女在幼儿园听老师上课，在小区里和小朋友交流，在电视中接受的大量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启蒙，都是用的普通话思维。当小孙女像一只小麻雀叽叽喳喳向我们汇报她一天的所见所闻，听着听着，六个大人都被无情地带到沟里，不知不觉中我们都说起了“沪普”，真是让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