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抬腿就到的地方

郜元宝

汪曾祺称致远中学为“上海市中心区”，这不只是他看地图、听人介绍得来的间接知识，更是基于具体的文学交往，甚至脚踏实地丈量过后的经验之谈。

从致远中学出发，穿过门口的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沿成都南路走过钜鹿路（今巨鹿路）、蒲石路（今长乐路），就到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沿霞飞路往西走到慕尔鸣路（1946年更名茂名北路）转弯处，便是霞飞路927弄“霞飞坊”大门（20世纪50年代后随路名改为“淮海坊”）。巴金、萧珊住“霞飞坊”59号，距致远中学1.5公里，步行21分钟。

萧珊是汪曾祺西南联大同学，也是联大文学社团冬青社文友。上世纪40年代初巴金两次赴西南联大探望萧珊，冬青社曾邀他做讲座。巴金、萧珊家是汪曾祺在沪期间走动最勤的地方。

“复员”回沪的巴金着力经营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文生社”新址钜鹿路一弄八号紧靠霞飞坊。1947年秋巴金弟弟李济生第一次从四川来沪，在巴金家遇到汪曾祺。初来乍到的李济生“不知东南西北”，但他来往于文生社与霞飞坊“这条短短的路程”，并不感到困难。比李济生早到上海一年的汪曾祺自然更熟悉这片街区。

从致远中学到文生社全程200米，这是全上海最靠近“听水斋”的文化机构。汪曾祺主要创作且编辑于上海的第一本书《邂逅集》即由该社出版。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吧。

从成都南路路口出发，沿霞飞路往东步行一公里，至普安路桃源路一座石库门房子，是文生社青年员工宿舍（今曙光医院对面淮海公园一角）。黄永玉刚到上海就与该社青年编辑单复（本名林景煌，笔名“梦白骷”）混熟，经常借宿于此。1947年7月14日单复跟《文汇报》编辑韦芜（姜钟德）、《文艺复兴》编辑阿湛（王湛贤），在即将赴闵行县立中学教书的黄永玉陪同下，结队到致远中学拜访汪曾祺，“他们都很狂，能说会笑，旁若无人。来了，我照例是听他们自己高谈阔论，菲薄这个，骂那个。”

汪曾祺“浑身巧思”，很得这群“‘小’作家”的“崇拜”。他们一见哪家报刊登出汪的大作，就奔走相告。听说汪有稿子“压”在某处，他们会跑到编辑部催问。任何时代“‘小’作家”的认可都很重要，这往往代表着文坛真正的“民意”。

巴金将单复散文集《金色的翅膀》、阿湛短篇集《远近》跟汪曾祺《邂逅集》一起编入文生社《文学丛刊》第十集，于1949年4月隆重推出。此时汪已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登上了从北京出发的列车。他很珍惜跟这群“‘小’作家”的友谊，其中阿湛（柯灵外甥）才华最为出众，经常与他在同刊同期发表作品。李健吾80年代初说过，阿湛若不被流放而夭折于青海，很可能就是另一个汪曾祺。

文生社骨干之一陆蠡1938年9月创办《少年读物》半月刊，出至1938年11月第六号被迫中断（抗战时期陆蠡死于日军之手）。1946年1月复刊，仍由文生社“总经售”，但以“少年读物社”名义独立营运，编辑发行所几经迁徙，从九江路276号和成大楼、金家庵路荣旺里六号（在其美路即今四平路上）到钜鹿路福润里八号，最后是“上海林森中路一八三六号”。霞飞路1945年更名林森中路，一八三六号即“诺曼底公寓”，1953年改为“武康大楼”。

《少年读物》“是专给初中学生和同等程度的读者看的。高中学生和同等程度的也可以读”，主要内容为科普，但也发表了巴金、李健吾、唐弢、靳以、芦焚等新文学家大量作品。复刊后宗旨不变，吸引了莫洛、黄裳、陈敬容、韦芜、梦白骷等许多文坛新人。应该是由协助巴金、吴朗西编辑《少年读物》的单复约稿，1947年5月15日第四卷四/五期合刊发表了汪曾祺《室外写生》之一《白马庙》。可惜这也是《少年读物》终刊号，否则汪曾祺还会继续写下去。他的身份（作家兼中学国文教员）本来就适合给《少年读物》撰稿。

当时汪曾祺经常和黄永玉一道去找青年散文家黄裳神聊，或是圆明园路149号哈密大楼黄裳供职的《文汇报》社，或是四川中路261号黄裳兼职的“中兴轮船公司”。见他俩联袂而至，黄裳就尽快结束公务，找地方吃喝。吃饭主要在三马路（汉口路）“四川味”，“小店里的大曲和棒子鸡是曾祺的恩物。”若是喝咖啡、吃点心，“最高级的去处只能数霞飞路上的DD’S了，店里有‘吃角子老虎’，每次也总要喂它几文。偶然得彩，一下子吐出一大堆角子，必兴高采烈地喂还它不可。咖啡馆的奶油蛋糕是有名的，一坐下来就是许久，杂以笑谑，臧否人物，论天下事，兼及文坛，说了些什么，正如随风飘散的‘珠玉’，无从收拾了。”按照汪曾祺的小说家言则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每次慷慨买单的总是憨厚豪爽的黄裳。

霞飞坊59号巴金、萧珊家，钜鹿路一弄八号文生社，桃源路文生社青年员工宿舍，林森中路“诺曼底公寓”《少年读物》编辑发行所，霞飞路813-815号DD’S咖啡馆，都是汪曾祺从致远中学出发，抬腿就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