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来电话

丁言昭

1985年春节前几天，我家电话铃响了，我赶紧去接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中音带磁性的声音：“您好，这是丁景唐先生家吗？”“是，您哪位？”“我找丁景唐先生，在吗？”我听着觉得好像是个外国人在说中文，不过吐字还算标准。

“在的，您稍等。”我还没有放下电话，我父亲丁景唐已把听筒拿了过去，原来他听到电话铃响，又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就跑了过来。“你好，爱泼斯坦同志。”

啊，是爱泼斯坦！宋庆龄的秘书，一位了不起的国际友人。他怎么会找我父亲的？噢，我想起来了，前一阵，父亲和爱泼斯坦会晤过，他曾托父亲几件事。

父亲在电话里和爱泼斯坦谈了半天，也许父亲的宁波普通话，对方听不太懂，但是我可听清楚了。“老三，你来和他说吧。”

爱泼斯坦请我父亲帮忙找找董健吾，人称董牧师，与宋庆龄有联系。当时爱泼斯坦正在写宋庆龄传，需要这方面的材料。1936年董牧师曾以“王牧师”名义帮助斯诺去保安。父亲要我告诉爱泼斯坦，董健吾已找到，还说董的女儿董慧芳曾是宋庆龄的小交通，她口述，由别人记录的《我和“二阿姨”》已出版，“二阿姨”指的是宋庆龄，他说会请少年儿童出版社赠送给爱泼斯坦。我的大表哥陈彦方，初中在上海志农中学（现已拆除），他说董慧芳是他的中学英文老师，他觉得她为人很好，是他心目中一位亲切可敬的师长。大表哥长大后，成为临床心理科医生，为中国人民服务也从事医学外事活动，尤其是在精神障碍的分类与诊断标准方面及生物精神病学方面，常常与外国同行交流，英文可棒了，这与他从小受董老师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为了帮助爱泼斯坦顺利写好宋庆龄传，父亲还替他复印了陈赓将军的日记片段，1949年6月6日、8日的日记，是从1982年8月战士出版社出版的《陈赓日记》中寻找到的。要我告诉爱泼斯坦：春节后寄给他。

父亲的正事谈完，我马上想向爱泼斯坦请教英语，因为那时我正在准备到日本去参加一个比较文学研讨会，必须用英语宣读论文。我改口说英语，说“My English is very poor.”（我的英语不行）

谁知，爱泼斯坦用中文回答道：“不错，说得很好！”

“Can you help me?”（你能帮助我吗？）

“当然可以，不过，你的语音很不错。”他还是不说英语，用中文回答我，这一下把我弄得没辙了，父亲一直站在旁边听着，说，“这个电话够长了，别妨碍他的时间了。”我只得挂断了电话。

1985年2月20日是年初一，父亲给爱泼斯坦写了一封信，信的头上写了一句：“留存言昭处参考。”在信尾加了一句：“又，我的三女丁言昭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生。她在电话中学说英语，说得不好。她向您请安，希望下次来沪当面向您请教。”可是后来他来上海时，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这封信是父亲另外抄了一份，特地留给我的。

可是爱泼斯坦的事我可知道得多了，他孩提时随波兰籍的父母到中国，20世纪30年代，他结识了斯诺，1938年，他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总部工作，1944年，他随中外记者团访问了延安和晋绥抗日根据地……1957年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国籍，在他的蓝眼睛里中国变得更加可亲，中文似乎成为他的母语了，怪不得他老是和我说中文，我现在非常理解他——祖籍波兰的中国人——爱泼斯坦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