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奢侈品爆款以“骨折价”被大肆销售,很少有人会想到,背后竟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以亲属为纽带的制假售假链条。
2025年9月,由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季某某等6人假冒注册商标案宣判。该案系崇明区迄今涉案金额最大、涉案人数最多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检察人员与侦查人员协同发力,通过对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物流单据等海量数据进行研判,针对性讯问态度配合、角色清晰涉案人员,一个以季某某为核心、以其亲属为骨干的家族式制假网络逐渐浮出水面:季某某总揽全局,负责生产统筹与销售规划;其弟专攻技术环节,承担研发、选料与质检工作;儿子化身“微商客服”,主导前端销售推广;另有专人负责原材料采购、生产车间管理、外包加工对接等环节,形成“研发—生产—仓储—销售”的完整犯罪闭环。
承办检察官结合涉案产品未获品牌授权、售价远低于正品市场价、季某某在微信中直接下达制假指令等多重证据,彻底戳穿该团伙“不明知”的谎言。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季某某等人深度参与制假环节,销售的也是同一批侵权商品,其行为本质上是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完整实施过程,应以假冒注册商标罪一罪整体评价。
最初的审计报告显示,该团伙销售假包金额为1000余万元。但季某某团队既制假又售假,且犯罪时间跨度长,仅以销售数额作为定罪量刑依据,是否能全面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带着这一疑问,检察官对案件证据再梳理、再深挖,在数万条聊天记录中发现重要线索:工厂主叶某某雇佣的财务人员手机中竟存有2018年以来的全部生产数据,涉及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此外,季某某与另一工厂主罗某某之间存在频繁的大额资金转账,经核查确认均为制假往来款。检察机关遂要求补充审计,最终追加认定季某某制假数额至4000万元。
制假4000万元、售假1000余万元,二者差异为什么这么大?检察官通过审查销售记录的连续性、收款渠道及交易方式,发现季某某曾更换过销售手机,导致部分销售数据缺失。根据司法解释,“非法经营数额”涵盖制造、储存、运输、销售等全部环节的侵权产品价值,故依法应以制假数额4000万元作为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
本报记者 解敏 通讯员 关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