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枫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六席,而苏洵父子又占其半。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这样的家庭,也是后世的楷模。
苏洵可谓大器晚成,相传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他屡试不第,但没有气馁,而是更加勤奋学习。经刻苦钻研,他精通六经百家,下笔顷刻千言。
苏洵的两个儿子能成为大家,也绝非偶然,与其教子有方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苏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不仅诗词赋散文出类拔萃,存世杰作丰富,而且在书画方面也有显著成就,他的才华表现在诸多方面。
苏洵注重用个性化的启蒙教育,他善于观察儿子的不同个性。苏轼外向、敏捷、奔放;苏辙内敛、缜密、沉稳。于是他采取不同的启蒙教育方式,引导苏轼读《庄子》,开拓其想象力;引导苏辙研读《左传》,培养其严密的思维能力。苏洵不施行强制式教育,而是让孩子从小游乐于四川山水之间,寓教于乐。他携子参观眉山蟆颐观时,为孩子讲解道教思想;游中岩寺时,给孩子分析王维诗画合一的艺术特色。
苏洵善于和儿子相互切磋、思想交锋。最著名的例证是父子三人同题作文《六国论》。苏洵、苏辙立足于论述六国灭亡的原因,而两人对原因的分析迥然不同。苏洵认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他的重点是借此批评宋朝赂契丹、西夏之不当。苏辙则认为六国的灭亡,在于分崩离析不团结:“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苏轼则着重分析六国能长期存在的原因:“六国久存源于养士”。他说:“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皆以客养之,不失职也。”三人完卷后,互相批注,从辩论中共同提高。
苏洵十分重视对儿子的品格教育。他要求儿子抄写《范滂传》,目的是教导儿子“文章应为道而作”。他从小培养儿子的坚强性格、文人的风骨。“乌台诗案”是宋代著名的文字狱。苏轼因此被关押达一百三十余日,昼夜逼供。苏轼被迫承认诗文“确有讥讽”,但“本义忠君”。他竭力保护朋友不受牵连,拒绝承认诗文是与他人的“讽喻集会”,称“此诗偶然所作”。苏辙冒死为苏轼辩护,上书愿削官职为兄赎罪。经多方营救,苏轼虽免死,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逆境中,他在文学上却得到了升华,这是多么豁达的境界,多么坚韧的性格!
教子有方的苏洵,不仅在宋代受到赞扬和肯定,也影响了历代的家庭教育。宋代宰相韩琦赞叹“苏氏家教,殆天授也。”明代杨慎称赞“唐宋八家,三苏独占其三,非惟才胜,亦教之有道。”这是距今已一千余年的历史故事。但我们回顾这些往事,从中也可得到启迪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