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霓虹守望者”

霓虹灯招牌 金旻矣 摄

陈观在办公室翻阅霓虹灯有关资料 金旻矣 摄

灯工于洪海在弯制霓虹灯字 金旻矣 摄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昨天傍晚，西藏路福州路口来福士广场一楼的橱窗里，霓虹灯管勾勒的双C标志线条流畅，色泽饱满。在满街LED灯箱广告中，细细的霓虹灯管在夜色中眨眼，像是对城市无声的告白。

一公里外的南京东路河南中路口，100年前曾挂出上海第一块霓虹灯牌。1926年，伊文思图书公司的橱窗里亮起了一串“皇家牌”打字机的英文灯管。当年的洋老板得意地告诉好奇的市民，这叫“Neon Light”。上海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年红灯”，后来，又变成了“霓虹灯”。

百年间，霓虹灯从家喻户晓到几乎绝迹，在相近的路口完成了宿命般的轮回。见证过“繁花”时代的辉煌，也经历过技术更迭的冲击，直至今日，上海滩最后的霓虹灯从业者仍在试图通过霓虹灯艺术作品留住“那一点光”，也留住那段城市记忆与文化传承。

一“霓虹皇后”

1991年12月1日，南浦大桥通车。同一天，上海东湖霓虹灯厂正式开业。老板叫陈观，读中文出身，入行纯属“无心插柳”。对理科一点不懂的她，听朋友说有个“做霓虹灯的机会”，寻思“霓虹灯介漂亮，去白相相”，便从国企辞职，接手了东湖。当时签的合同是3年，而35年后，陈观已成了公认的“上海滩霓虹皇后”，一做就做了半辈子。

陈观“下海”之时，正值上海霓虹行业的“黄金十年”。20世纪50年代，上海曾拆除了所有高楼上的霓虹灯广告，五光十色从夜色中逐渐褪去。但改革开放为霓虹灯带来了复兴的契机，“让上海的晚上亮起来”的呼声越来越高。

1990年，上海开始分三期工程建设“南京路霓虹灯一条街”，建成后全长2520米的南京路，沿街263家商店（单位）汇聚霓虹灯招牌114幅、广告120幅、灯箱69只，还有148家用霓虹灯勾勒门框。与此同时，陆家嘴沿江广告、北外滩海军码头沿江广告等一个个城市地标也渐次亮了起来，霓虹招牌参差错落，七彩广告鳞次栉比。

当时的行业有多景气？不妨用数据来说话：1991年，全国霓虹灯拥有量11494套，灯箱拥有量28831只；到了1992年，全国霓虹灯拥有量已达20756套，比上年增加了80.6%；灯箱拥有量33805只，比上年增加了17.3%。

二 心底繁花

霓虹灯是门“手艺活”，所有流程都是在高温火头上纯手工完成的。从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灯工，没个五年不行。1989年入行的陈士杰说，当时每个学徒都要不停练习弯管，“弯好，敲碎，再练，再敲，要弯掉半个房间的废灯管才能出师”。安装也颇费工夫，1平方米大小的四字招牌，制作要3天，安装要1天。厂家一般都养着三四支安装队，人手不够就问同行借。

陈士杰记得，那时活“多得来不及做”，逢年过节更是供不应求。有趣的是，欢庆春节的鞭炮还会炸坏很多餐馆酒家的霓虹灯。除夕夜，零点钟声敲响后，工厂的维修车辆纷纷出动冲上街，车轮压着鞭炮碎屑，就像开在红地毯上，那是一种略显荒诞却又真实的繁荣。

那时的黄河路和乍浦路，是上海最活色生香的两条街。晚上霓虹灯一亮，整条街就像泡在酒里，暖烘烘、晃悠悠的。陈观的很多项目，就是在这些霓虹灯下谈成的：“《繁花》里那些觥筹交错的夜晚，就是我们的生活。推杯换盏间，一个单子就定了。”

当时，霓虹灯厂家的业务来源主要是广告公司、幕墙公司、一级客户，以及口口相传介绍来的朋友。有一次，陈观在陆家嘴正大广场“爱晚亭”餐馆吃饭，隐约听到邻桌有人在谈生意。灵光一闪，她掏出一叠名片放在餐馆前台：“只要是‘爱晚亭’介绍来的项目，每个客户都免一年的维保费！”

当时，厂里总设计师张少平是学美术出身的，因此东湖成为首批引入美术字体的霓虹灯企业之一，也很早就从手绘灯稿升级为电脑设计灯稿，无论是审美还是工艺都算业内领先。“爱晚亭”三个招牌大字，正出自东湖之手。有了现成的“样板”，世贸商城、徐汇苑、中国海关、兴国宾馆、虹桥迎宾馆……一幢幢大楼都成了东湖的客户。

有一次，有个项目需要在北外滩永利夜总会楼顶吊装，工期只给了几天。当时，霓虹灯安装按规定必须等到晚上。装到最后一晚，夜总会不乐意了，嫌安装声音太吵，影响包房营业。陈观沉吟后问：“一间包房多少钱？”对方答5000元，她说：“那今晚三间包房我都包了！”

有些光，亮给城市看，也亮在自己心里。那一晚，陈观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包房里，喝着茶，看窗外霓虹闪烁。没有觥筹交错，孤寂的背后，是那个年代经商者骨子里的果敢和对“契约精神”的坚守，也是上海商业文明的缩影。

三 极致追求

鼎盛时期的霓虹灯，成了夜上海的灵魂，不仅照亮了街道，更照亮了生活。霓虹闪烁中，申城夜生活逐渐丰富，商业活力在夜间延续，“外滩看灯”甚至成了长三角地区特有的旅游项目。而以陈观为代表的从业者，则从满街光影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淮海路“灯光隧道”，就是城市现代化和商业繁荣的重要符号。1994年，在淮海路改造中，卢湾区政府将42座毛竹跨街拱架更换为不锈钢材质，并引入了定时钟控制系统。流光溢彩的拱门，为城市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公共空间体验，被市民评为“上海十佳夜景”之一。

东湖霓虹灯厂承接的，正是淮海路从南北高架到陕西南路这段拱架上的灯光工程和广告制作。陈观还记得，那时拱架上有日本客户的广告牌，负责审核的日方工程师不仅从正面看亮不亮、美不美，还要从侧面观察所有灯管是否在同一平面上，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令她印象极深。

同样“高要求”的，还有浦东海关大楼楼顶的“中国海关”招牌字。这是上海现存最后一块楼宇全裸线型霓虹灯牌，由东湖负责维护。这四个字是周恩来行楷书写的手迹，底字为铜板球面，尽显古风。张少平还记得，刚接手时字体总显得有些暗，去维修后才发现，过亮的背景板将对比度“吃掉了”。关掉背景灯光，加密字体灯管，“中国海关”终于恢复了明亮。直至今日，这块“上海最后的霓虹灯牌”还闪烁在陆家嘴。

客户逼一把，才知道“做好”和“做到极致”间的距离。陈观感慨，从业几十年，自己从同行、客户、对手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正是这种“学习者”的开放心态，才令霓虹匠人们得以磨出手艺的精度。

四 时代翻页

时间走到了21世纪，招牌广告光源逐渐多元，霓虹灯因节能、安全、环保等方面的弊端，行业开始由盛转衰。

面对危机，大家想了不少办法。针对耗电问题，行业联合上下游一同努力降能，研发出各种节能变压器，最终使霓虹灯的功率降至与LED灯相差无几。针对安全问题，行业出台了多个国标，规范操作。至于环保问题，陈观坦言百分之八十的灯管中确实存在汞蒸气，但只要对碎灯管及时回收、密闭，列入有害工业垃圾处置，就是可控的。

种种“自救”抵不过时代的发展，LED光源终成城市夜景的新主角。2003年，上海将LED作为东方明珠景观照明改造的光源，成为我国城市景观照明大规模应用LED的示范。2008年，淮海路“灯光隧道”全线隐退。2010年的世博会更是LED技术的“爆发元年”——园区内共使用近15亿颗LED芯片，从信息提示屏到室内照明，处处都有LED的身影。

陈观还记得，那一次东湖也接到了世博会中国电信馆的项目。但当他们将霓虹灯招牌送进园区时，验收却没通过。“拿回去，改成LED再来。”管理方的要求，让她听到了一个时代翻页的声音。

五 求变求存

2026年的一个春日，第一盏霓虹灯进入上海百年之际，在下沙老街的车间里，从业20年的灯工于洪海仍在重复这门古老的手艺。为了给霓虹灯寻找一丝生存的“缝隙”，这些年，东湖开始接一些霓虹灯艺术品的订单。

操作台上，放着1∶1的火样图，上面盖着隔热的云母片。拿起一段玻璃料管，于洪海依照图纸在每个弯头的地方用粉笔画上一道线。随着“嘶嘶”的喷火声，灯管在他手中翻转腾挪，在高温中逐渐被拗成各种角度。趁灯管还未冷却，他小心地朝管里吹气——如何让弯头处既不粘连也不爆裂，还要像血管般圆润饱满、没有“斑块”，考验着他的技术。做完一段，两端烧上电极，再拉真空排出杂质，充入惰性气体，经过高压撞击后，美丽的荧光就会在灯管内闪烁。

“我们负责将艺术家的创意落地，将手稿变为实物。这与做招牌完全不同，艺术家画的花瓣、篝火都不是平面的，如同做衣服时的立体裁剪。工人要先用铁丝拗模型，再照着模型弯灯管，脑子里要有样子。”张少平说，这几年他们做过王小慧的《花非花》、陈彧凡的《红》等霓虹装置作品，同行们也为90后新生代艺术家王一制作过作品。

单做一件艺术品是盈利的，但算上人工、场地等成本，就不赚钱。东湖最后一份霓虹灯的维保合同签到了2030年，所以现在仍需要“用LED养霓虹”。虽然订单不多，但东湖还是保留着全套设备，偶尔会接待一些高校学设计的孩子来参观。陈观还曾设想过开一个“霓虹吧”，像“陶吧”那样让大家体验制作霓虹灯的乐趣。

陈观的女儿张榜从建筑系硕士毕业后，也加入了这一行。相比LED光源，张榜觉得霓虹灯的色彩更饱和、质感更通透，长期摆放也不会氧化褪色，手工作品也能体现情感的温度。“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尝试用霓虹灯作为媒介进行创作，未来我们希望将这里做成培训基地，将产学研进行结合。”她说。

六 光芒未尽

这几年，陈观还在做一件事，就是尽己所能收集、记录资料，为后人讲述百年霓虹的故事。

“从时代进步的角度说，LED在照明和广告功能上替代霓虹灯是必然的。如同数码相机替代了胶片相机，继而又被手机取代，电视机的电子管屏被LED液晶屏取代一样。”对于霓虹灯退出历史舞台，陈观很坦然，“我们并不是要为霓虹灯唱挽歌，只是想真实记录霓虹灯为城市发展作出过的贡献。”

作为曾经的中国广告协会霓虹灯分会主任，她手头留存着全国霓虹行业会员的档案、作品光盘、采访笔记、霓虹老人的口述记录等各种史料，一摞摞纸箱堆满了一整间屋子。“作为‘繁花’年代踏入霓虹行业，又见证了行业萎缩的企业主，给有霓虹情结的人留下记忆，让文脉在艺术领域传承，既是我的责任，也是一种慰藉。”她说。

她认为，如果有人愿意做一家霓虹灯博物馆，这些都是很好的展品。“博物馆里一定要有沉浸式体验，好看、好玩又能学习霓虹文化。但也必须有‘造血机制’，不能仅仅是烧钱办馆。”停了一会儿，她又略显遗憾地说，“可惜我已经70岁，没有心力去做这件事了。”

她还提议，在政府倡导夜经济、促消费的举措中，在完善质检、安检管理的前提下，是否能设置一个小范围安装霓虹灯的街区，为这种光源留出准入空间，也好让今后的孩子知道什么是“霓虹灯”。

陈观始终无法忘记，在2004中法文化交流年，法国里尔市中心菲德尔博大街上展示的，就是一组由上海霓虹电器厂制作的、1∶1克隆的南京路老字号霓虹招牌，汇聚了步行街上最著名的10家老字号。当霓虹灯组运抵法国后，当地负责接待的人士一开灯不由得惊呼：“没想到上海的霓虹灯如此漂亮，也没想到上海这么繁华。”

一座城市的历史，不只在博物馆里，也在那些还在亮着、还在修着、还被记着的灯光里。百年霓虹，光芒未尽——它只是从招牌上走了下来，走进了美术馆和橱窗里，走进了那些愿意为手工、为温度、为城市温暖记忆买单的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