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七十二候 听不到蛙声一片 不只是少了热闹

今天立夏，“蝼蝈鸣，感夏气也”。现代认为，“蝼蝈”又名“蝼蛄”，是一种昆虫，但东汉经学家郑玄为代表的古人认为，“蝼蝈，蛙也”，指的是立夏开始能“听取蛙声一片”。他们觉得，当那一阵急促的蛙鸣在水边响起，夏天便正式踏着步子来了。

在上海，立夏虽然并不代表夏天的到来，但蛙鸣曾是几代人共同的仲夏夜背景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川沙的农人甚至会抓一种体背翠绿的无斑雨蛙去喂家鸭，足见当时数量之盛。可随着高楼立起来、农田变了样，这些“拇指精灵”一度在城市里被按下了静音键。如今，这些消失多年的本土住客正尝试重回大众视野。

谁才是“青蛙小王子”？

每到春天，上海各大公园的池塘边总少不了这样一幕：家长和孩子蹲守水边，盯着水中密密麻麻的黑色蝌蚪，满心期待捞回家养出一只“青蛙小王子”。然而，等了数周，玻璃缸里爬出来的，往往是皮肤粗糙、布满疙瘩的癞蛤蟆。“其实那是中华蟾蜍。”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彭中老师解释道，这种长相被嫌弃的动物，是上海城市生态里扎根最深的“原住民”。目前，在上海常见的有1目3科6种两栖动物，包括中华蟾蜍、黑斑侧褶蛙、金线侧褶蛙、饰纹姬蛙、泽陆蛙和外来的物种北方狭口蛙。其中，中华蟾蜍是唯一被列入国家“三有”保护名录的物种，也是上海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中华蟾蜍之所以“近水楼台”，占尽先机，秘诀在于耐寒。“跟其他上海地区分布的两栖类相比，中华蟾蜍每年活动时间较长，初春天气还有些寒冷时，它们已经结束一冬的蛰伏，出来繁衍后代了。”彭中说，那些在池塘河边成群结队、全身黑亮的蝌蚪，基本都是它们的后代。去年，他在浦东新区调研时发现，哪怕是在陆家嘴核心区的公园池塘里，只要有一方水土，中华蟾蜍和泽陆蛙依然能见缝插针地生息、产卵。

只不过，被捞回家的蝌蚪命运通常并不好。两栖类是地球上受威胁最严重的动物类群之一，人类的大量捕捞是直接导致种群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绝大多数被带走的蝌蚪，在玻璃瓶里撑不过几天，便再也无缘回到自然。

“拇指精灵”已消失近30年

在上海蛙类的家谱里，有一个名字正在变得越来越陌生——无斑雨蛙。这是唯一一种模式产地在上海的两栖动物，模式产地就在川沙。上海自然博物馆至今仍保存着1973年采自川沙的地模标本。这种小蛙身材娇小，雄蛙体长仅31毫米左右，体背纯绿，与稻叶融为一色；指、趾端长有神奇的吸盘，能够牢牢吸附在树枝乃至光滑的玻璃上，堪称蛙界“体操冠军”。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它们便在上海的田间地头几乎绝了迹。彭中遗憾地说：“在近三十年的野外调查中，没有一笔有效记录。”

究竟是什么让它们销声匿迹？是不是气候变化让它们无处藏身？“气候变暖目前对上海蛙类没有明显的、很大的影响。如果一定要给原因排个序，人为原因绝对排在第一位。栖息地的损失、破碎化，人为污染导致水源地消失，这些都是致命的。其次是外来入侵物种的影响，比如美洲牛蛙的入侵。最后才是天气因素。”彭中说，“城市化的浪潮，是压垮这些‘拇指精灵’生存环境的最沉的那块石头。”

蛙类扮演“腰部”生态角色

说起蛙类，人们习惯把它归入“益虫”一栏，理由是它能消灭害虫。但在彭中看来，这种“非黑即白”的标签，只有在农业或林业的实际应用场景下才有意义，并不适用于现代生态学。“对于生态环境来说，不管是蚊子还是青蛙，都是平等的一环，没有好坏之分。”蛙类在这个系统里扮演的，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腰部”角色：它们向上喂饱了黄鼠狼、小型的蛇类以及部分鸟类；向下又通过捕食，有效控制着蝇类和蚊虫的数量。

难道城市里已经没有蛙类生存的空间了吗？彭中表示，也不能这么悲观。像中华蟾蜍、泽陆蛙、饰纹姬蛙和金线侧褶蛙，这些种类在上海依然属于“优势群体”，分布非常广。哪怕是高楼林立的地方，只要公园里有池塘，我们依然能监测到它们在繁衍。这说明，只要城市规划中留出足够的环境空间，生物就会找到回家的路。

现在的上海，正尝试为这些“原住民”腾出更多空间。目前，农林部门和生态机构已在其他省份的无斑雨蛙现存区域开展了数年持续监测，充分掌握其生境需求，并在青浦区朱家角野生动物栖息地，专门构建了仿照野外环境的“稻田—沟渠—灌丛”复合生境，期待让“拇指精灵”重返上海。同样在青浦朱家角，另一个消失的名字——虎纹蛙，已经率先回来了。近年来，青浦区通过水系沟通调整、地形地貌改造等一系列生态工程，成功构建了结构完整的复合湿地生态系统。如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虎纹蛙部分个体不仅实现了野外越冬，更进入了活跃繁殖期。“这样看来，只要生境对了，物种还会回来。”彭中说。 本报记者 马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