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检“护苗”四十年 做好孩子的“社会医生”

检察官与学生在世界读书日一起阅读书籍，引导学生们在文字中感悟生活

昨天，孩子们参加上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检察开放日活动

检察官与小朋友一起参加儿童议事厅活动

本报记者 郭剑烽

1986年夏天，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块“少年起诉组”的牌子悄然挂起。40年后的今天，上海已拥有196名未检（未成年人检察）干部、1（“沪未来”主品牌）+20（一院一品子品牌）特色未检品牌矩阵、31个“一站式”取证保护场所。

从一起盗窃案挖出网络游戏账号租售的灰色产业链，从一份过期的果酱推动亲子行业的规范……上海未检部门检察官早已不仅是法庭上那个精耕“指控”的公诉人，他们更像一群不知倦怠的“社会医生”。昨天下午，上海市检察机关举办开放日活动，同时发布《上海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2025）》（以下简称《白皮书》）。在未检工作迎来创建40周年之际，记者走进上海多家基层检察院，试图还原这场长达40年的“守护接力”。

不止于办案

他们总在保护触角

在很多人印象里，检察官的工作就是“办案”。但上海未检检察官的日常，远不止于此。

长宁区检察院作为全国未检的发源地，经历了从“少年起诉组”到“捕诉防一体化”“捕诉监防一体化”，再到“捕诉监防教一体化”，最终升级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合一”办案模式的多次跨越。这意味着，同一个检察官，既要审查孩子是否构成犯罪，也要关心他有没有被家暴，能不能正常上学，甚至社区里有没有卖给他烟的网吧。

2021年，奉贤“未小贤”团队接到一起陈年旧案：一名14岁的马术俱乐部学员，多年前因遭教练侵害而离校。案件证据薄弱，嫌疑人拒不认罪。检察官没有退缩，远赴江西、福建多地寻找证人，最终将“害群之马”送进监狱，并建议法庭对其判处从业禁止。但故事没有结束。检察官发现，马术教练队伍缺乏监管，行业规范几乎空白。于是，一份万余字的检察建议送到了上海市马术协会，推动协会出台了全国首个《马术协会教练员注册和管理办法》，专门设置未成年人保护条款。179名在册教练全员参加法治考试，强制报告、入职查询被写入行规。从个案到行业，从惩罚到预防，这正是“四合一”综合履职的缩影。

同样的逻辑，发生在普陀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3岁幼童死亡案中。孩子被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过失致死，居委会虽然尽力提供物质帮助，却不知道要履行强制报告职责。普陀区检察院没有止步于追责，而是向街道制发检察建议，并在全市首创“强制报告联络员”制度。24名医生、213家宾旅馆代表、156所学校未保负责人、200余名体育行业从业人员先后被聘为联络员。通过这张联络网，发现处置侵害行为27件，一个制度落地生根。

记者点评>>从机构全覆盖到专业化队伍，从观护基地体系到数字智慧未检，从“检校问诊室”到未保站法治副站长，上海未检不断延伸保护触角。40年来，上海未检最大的变化，是角色从“国家公诉人”转向“国家监护人”。他们不再满足于“案结事了”，而是执着于“办理一案、治理一片”。这种延伸触角，恰恰是更有效的保护。

当孩子犯错

惩罚不是唯一答案

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简单惩罚容易，但不见得有效。上海未检用40年实践表明：精准帮教，比严惩更重要。

闵行区检察院早在2003年就面临一个现实难题：外来涉罪未成年人无固定住所、无监护条件、无经济来源，取保候审几乎不可能。他们首创了“社会观护点”，依托专业社工力量开展帮教。2012年，他们又在全国首创“合适保证人”制度，让“三无”涉罪孩子也能取保候审。2022年，这一制度被写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在浦东新区检察院，面对一名因沉迷网络游戏而盗窃的未成年人高某某，检察官没有简单起诉。通过社会调查发现，高某某每天玩游戏长达十余个小时，根源是家庭监护缺失。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后，联合公安机关、社工以防治网络沉迷为重点，借助数字化监管平台开展矫治教育。同时，向开发游戏代练App的公司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其下架问题软件、建立季度自查机制。孩子得救了，平台也整改了，这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生动实践。

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涉案未成年人，上海未检也绝不“一放了之”。嘉定区检察院在上海市专门矫治教育中心成立检察工作站，督促相关部门对符合条件的孩子依法送入专门学校。黄浦区检察院推动市专门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启动入学评估程序。分层分类、分级干预，已经成为上海未检的标配。

还值得关注的是跨省市协作。青浦区检察院办理的17岁胡某某故意伤害案，孩子临时居住在江苏吴江。青浦、吴江两地检察机关打破地域壁垒，将胡某某安置于示范区共建观护基地——世界500强企业盛虹控股集团。企业提供工作岗位和生活保障，资深员工“一对一”带教。六个月考察期内，孩子成功戒除酒瘾，被不起诉后顺利就业。

记者点评>>《白皮书》数据显示，2021—2025年上海未成年人犯罪规模显著下降，审查逮捕、起诉人数较前五年分别下降47.0%、22.1%，严重暴力犯罪、低龄犯罪持续回落。40年来，上海未检帮教了无数迷途少年。他们相信，没有天生的坏孩子，只有走错路的孩子。而检察官的职责，就是在悬崖边上拉他们一把，然后陪他们重新走回正轨。

揪出小隐患

公益诉讼“治未病”

如果说刑事检察是“治已病”，那么公益诉讼就是“治未病”。上海未检的公益诉讼触角，深入到了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娱乐的各个场景。

青浦区检察院在全国首创“未成年人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2019年，一名幼儿园联络教师反映：某知名亲子乐园在组织学生制作蛋糕时，使用的果酱竟然过期了。检察官立即实地调查，查实该乐园每年接待学生达10万人次，而市场监管存在盲区——因为该乐园从事的是“制作体验活动”，不属于食品生产企业，长期未被纳入常态化监管。青浦区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制发诉前检察建议，推动其作出行政处罚，并将非食品生产型手工活动纳入日常监管。更关键的是，检察官主动为企业建言献策，建议引入电子化管理系统。从一份过期果酱，到一个行业的规范，公益诉讼的力量可见一斑。

奉贤区检察院关注到了点播影院。在办理一起涉未成年人的案件中，检察官调查发现，所谓“私人影院”，未成年人无需身份验证即可随意进出。奉贤区检察院没有简单关停，而是联合职能部门共同制定“奉五条”——明确未成年人身份信息登记、结伴同行人员确认、重点巡查、及时报告等五项规定。随后，又推动全区专项清查，首创《观影人员登记本》和《巡查本》，并接入公安“数字哨兵”。市检察院在基层探索基础上，2021年就点播影院行业治理问题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开展专项整治，累计关停不合格影院240余家，督促第三方平台下架200余家，促推成立全国首个点播影院专业管理委员会并出台行业规范，该案例入选最高检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典型案例。从柔性规范到刚性监督，新业态没有被“一棍子打死”，而是被纳入法治轨道。

闵行区检察院将公益诉讼瞄准了“密室剧本杀”。2023年，该院督促履行密室剧本杀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最高检新兴业态治理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黄浦区检察院办理儿童门票行政公益诉讼案，推动身高、年龄“双轨制”优惠政策落地。普陀区检察院针对体育训练行业强制报告落实不到位问题，向体育局制发检察建议，并联合聘任足球学校、游泳学校等机构工作人员为第四批强制报告联络员。

记者点评>>公益诉讼，看上去是“找茬”，实际是为孩子们清除成长路上的“地雷”。《白皮书》数据显示，上海未检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持“零容忍”，起诉人数同比上升50.7%。全市建成31个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保护场所，制发督促监护令2170份，公益诉讼立案1243件，覆盖校园安全、食品药品、网络治理、新业态监管等全领域。上海未检用公益诉讼表明：预防，永远比补救更重要。

让孩子发声

网络保护不再是“大人说了算”

2023年，最高检印发意见，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列为重点任务。同年，上海市检察院会同上海市委网信办、市文旅局执法总队建立三方协同机制；2024年，又联合市公安局网安总队会签《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四方协同机制的意见》，升级构建“检察+网信+网安+文化执法”的四方协同机制。在上海徐汇，孩子们自己成了网络治理的参与者。

徐汇区检察院推出“青少年议事厅”平台。不是检察官讲、孩子听，而是孩子自己定议题、自己调研、自己提建议。活动中，学生团队发现某知名游戏平台防沉迷措施存在漏洞，未成年人可轻易冒用家长身份大额充值。他们没有沉默，而是向平台反馈线索，同时将情况提交给检察机关。徐汇区检察院立即启动调查，依托民事支持起诉机制，协助2名未成年人成功追回高额充值款，并督促平台优化身份认证功能。孩子们成了自护的“践行者”与“监督者”。

在长宁区检察院，网络保护同样走在前列。2024年，该院办理的“禁止向未成年人租售网络游戏账号检察监督案”入选最高检第五十批指导性案例。他们还联合区委网信办等，在全国率先推出网约房未成年人身份限制提示——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无法单独或与成年人共同入住网约房。

浦东新区检察院利用数字检察赋能，升级“重点青少年管理服务平台”，将电竞酒店、点播影院等纳入预警场所；与户籍地检察机关开展异地协作，对涉网络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办案地线上精准监管+户籍地线下深度矫治”的双轨帮教。

记者点评>>数字时代，孩子们是真正的“原住民”。与其把他们挡在网络之外，不如教会他们如何在网络里保护自己。上海未检的做法是把主动权还给孩子，让他们从“被保护者”变成“治理参与者”。这不仅是方法的创新，更是理念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