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痕深处是心迹

——我在上海的五位书法老师

金元章先生书三体千字文册

金元章先生书三体千字文册扉页

章汝奭先生书赤壁赋

章汝奭先生书赤壁赋

金元章先生书赠白谦慎楷书纳兰容若词（一九七五年）

樊伯炎先生为白谦慎画山水

萧铁先生为白谦慎作草书扇面

◆ 白谦慎

著名艺术史学者、书法家白谦慎先生新近撰文，回望自己早年在上海的学书历程。在那个书法远离市场的年代，笔墨所凸显的日常的寄情与言志——尺素往还间的温度，独坐临池时的自省，师徒授受中的人情，远不止提按使转的技巧，更是一种将书法化为生命修养的见识与胸襟。

——编者

1973年，我在上海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是华东化工学院的退休职工萧铁先生。我在上海财贸学校求学时的语文老师王弘之先生也给了我很多指导。此后，王老师介绍我认识了他的邻居金元章先生。从上海财贸学校毕业后，进银行工作，单位里很多老职工字写得好，我经常请教的是邓显威老师。1976年，经友人介绍，我认识了章汝奭老师。在1978年到北京上大学前，我在上海共有5位书法老师。

求字

上世纪70年代，我们学习书法的条件远不如今天，但心思单纯，热情很高。当年的书法活动，有其时代特色，特色之一，便是普遍的求字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书画市场近乎消亡。加之书法本就是社会参与度很高的艺术，喜欢书法的人们大多不以此为业，赠送就成为很普遍的事。那时，周慧珺女士是上海的当红书法家，我在上海财贸学校读书时，学校里喜欢写字的老师多，曾请周女士到校交流，她当场挥毫，写了一张四尺整张的书法，内容是鲁迅先生“万家墨面没蒿莱”那首七绝诗，很有气势，学校把它挂在一个办公室的墙上。

学习书法不久，我也随着当时的风气求人墨宝。那时并无收藏意识，求字于我而言，主要为了观摩。我最早求字是请萧铁先生写字，目前还能找到的，不足五张。其中一张写在花笺上，这在当时算是很讲究的纸了。前不久，我在家收拾东西，找到了萧先生当年为我写的一张毛主席诗词条幅，咖啡色的纸上有仿木纹，很光滑，应是用来贴家具或墙壁的，萧先生用它来写字，别具一格。

大约在1975年后，我开始请人写扇面。当我请萧先生为我写扇面时，他用草书书写了3位友人作的12阕词《忆江南·虞山好》，词后有萧先生短跋：“余虞山人也，久客他乡，读此十二阕，感怀千万。”萧先生还请他的老友樊伯炎先生在另一面为我画了虞山图，题款云：“一九七八年春暮，游虞山，归写所见，以应谦慎同志雅属。伯炎樊爔”。

萧先生常向我提起樊伯炎先生，说他琵琶和古琴弹得好，父亲樊少云是享誉江南的名画家，伯炎先生克传家风，亦善丹青。十多年后，我在美国认识了张充和老师。张老师给我看她的昆曲友人为她作的《曲人鸿爪》册页，册中有樊少云先生为她画的一开山水，非常雅致。张老师说她在苏州时，曾向樊少云先生请教绘画。1992年，我回国探亲，张充和老师让我带一封信给樊伯炎先生。樊先生住在淮海中路的上海新村，距我在五原路的家，步行不足十分钟。我去送信，见到了这位和蔼的长者，感谢他当年为我这位素未谋面的晚辈画扇面。

千禧年后，经严晓星兄介绍，我认识了樊伯炎先生哲嗣樊愉。当年拜访樊先生时，有一年轻人在侧，正是樊愉兄。前几年樊愉整理家中旧物，居然找到了张老师当年托我带给樊先生的信。在祖父樊少云先生留下的画作中，有几本画册，画的都是昆曲故事，笔墨灵动，人物栩栩如生。每一幅画的对开，都请人题了相应的昆曲唱段，其中萧铁先生题了一开，充和老师题了两开。册中有三开空着还没人题，樊愉兄希望能补齐后出版，所请题写者需与樊家有些渊源，我因是萧铁先生和充和老师的学生，樊兄希望我能够题。我深感荣幸，一方面是为前辈名家的画作对题，一方面正可以此回报樊伯炎先生当年为我画《虞山图》。

萧铁先生生于1904年，在他成长的年代，钢笔、铅笔虽已引入，但用毛笔写字的人还很多，很多受教育的人还视书法为必要的艺术修养。

问学

1974年，经王弘之老师介绍，我开始向金元章先生请教书法。金先生出身杭州世家，父亲金承诰擅篆刻，是西泠印社早期会员。旧时大家族多联姻，金师母是王福庵先生的亲戚。吴昌硕印谱中，有不少为湖州怡怡室刻的印章，怡怡室主人潘家，也是金家的亲戚。金先生为人豪爽，与上海书画界的很多人士有交往，特别是浙籍书画家，如唐云、张大壮、来楚生、钱君匋等。

我曾多次请金先生为我挥毫。1974年中秋节，金先生用褚遂良体楷书为我书写了纳兰容若的词《月上海棠·中元塞外》，温文尔雅，珍藏至今。和金先生熟了以后，他常写字、画兰竹送给我。他送给我的字中，有一件很特别。我到北京求学后，通常只有在寒暑假才能回上海拜见老师们。没想到1979年6月还没放暑假，金先生和他的4个老朋友到北京来旅行，他们要参观圆明园，就先到北京大学来找我，由我带路去圆明园。金先生那次来访，给我带来了一件他写的《玄木翁摹褚、来、怀三体千字文》册（玄木是金先生的字），扉页有他的隶书题字：“真隶草三体千字文，七五老叟杭人玄木，己未初夏。”册后又有他的跋：“古人所书千文，多为四体，间有六体。余今摹为三体：真摹褚遂良，隶摹来楚生，草摹怀素。限于各本，仅得其形而未获其神。谦慎同志爱好书法，勤于临池，今特持此以赠，还希有以教我也。杭人玄木记于赴京之前夕。”字写在小学生练字带有红格的毛边纸上，是金先生的日课，他写完后用瓷青纸装订成册，题签后送给我。那时的前辈们都很客气，我本是学生，但他称我为同志，还请我指教云云，这都是那时的风气。金先生的隶书通常取法《曹全碑》，因来楚生先生是他的老友，来先生的隶书他见得多，有时也会效仿。

金先生也曾代我向他的友人、中医洪丕谟先生求字。洪先生的字与当时上海流行的书风迥异，用笔结字简洁，清新脱俗。洪先生喜欢著书立说，后调到华东政法学院任教，在他的影响下，有两位学政法的学生由爱好书法而最终进入艺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位是复旦大学教授沈语冰，一位是独立策展人王南溟。由此可见，在艺术教育匮乏的年代，书法在美育方面有启人心智之功。

追忆

我在上海最后一位书法老师是章汝奭先生，1976年经友人孙林全介绍得入其门。章老师擅小楷，蝇头小楷更是一绝。由于有深厚的文史功力，章老师在小楷后的跋语，文辞古雅，意蕴隽永，当代书画家作题跋，鲜有出其右者。章汝奭老师是上海外贸大学的教授，国际贸易专业之外，他把书法视为另一种事业，为之殚精竭思。除了临摹古代的书法经典外，他勤于读帖和思考，经过数十年的书写实践，终将自己的小楷铸成当代书法的一个标杆。

刚认识章老师时，我曾请他写过一张小楷。他接受我为他的学生后，常送字给我。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夏天，我回上海度暑假，章老师特地到我家，送来一张裱好的小楷宋濂《送东阳马生序》。老师以宋濂少年时在困境中发奋读书的经历，勉励我珍惜难得的机会，勤奋学习，不负光阴。

在我初学书法的那个年代，上海最红的书法家，除了前面提到的周慧珺女士，还有胡问遂先生和任政先生，他们弟子多，影响大。胡先生任职上海画院，任政先生则在邮电局工作。当时上海银行学校的王国庭老师是任政先生的学生，有一次我见到王先生，提起能否代求任政先生的墨宝。哪想到我还没有买纸，王先生已代我求到了任先生的字。字是写在一张A4大小的卡纸上，内容是柳宗元的五绝《江雪》。看来求任先生字的人太多，他事先写好一些字数不多的作品，以供不时之需。

1978年秋，我离开上海到北京求学。由于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所求书法多出自高校的书法爱好者，有大学生，也有教授，还有一些文化界的人士。1986年后，我又出国留学，求字的行为延伸到了海外，我至今还珍藏着初次拜访张充和老师时请她写的扇面。

每当展开数十年前师友们赠我的墨迹，映入眼帘的，不仅仅是那所谓的“书法艺术”，还有当年求字的种种情景、师友们的音容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