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位“屠呦呦”，要等多久？

滴水湖畔，会议间隙、媒体见面会、餐厅偶遇，只要逮着机会，大家都会向这些顶尖科学家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在自然科学领域，下一位“屠呦呦”，我们还要等多久？

“最强大脑”们的回答不约而同指向两个方向：年轻人和基础科研。有的寥寥数语，有的滔滔不绝，能带给我们反思，也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瑞士有没有“得奖密钥”？

“一篇高质量论文，远远强于十篇劣质论文。”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士天体物理学家米歇尔·马约尔笑着说。与这位新科诺奖得主的偶遇，发生在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次日，在等人的间隙，他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尽管科学研究的初心不是获得诺奖，但诺奖得主数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学状态。不到900万人口的瑞士，涌现出众多诺奖获得者，其中是否有“得奖密钥”的存在？

“发表论文对科研来说的确很重要。如果长时间没有论文，你就‘死定’了！”马约尔告诉我们，“但我们需要灵活面对这个问题，不用过于夸大论文数量的作用。如果学生在实验室里有好的结果，自然会得到专业期刊的垂青。”马约尔还说，在瑞士申请科研经费不会占用科研人员很多时间，经费申请周期一般为每3年1次，审批流程也很快，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周经费就能下达。正是凭借着

丰厚的研究资金，瑞士吸引着来自世界的研究者，其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也为瑞士培养了一代代科学家。

基础科研有没有“冷热”？

2015年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华裔科学家杨培东认为，从事基础科研，必须要有明确方向和独特性。正在攻克冷门领域的，可能做得很辛苦，却不被注意。“不管‘冷热’，做基础性研究都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不是为了得到别人认可，而是为了满足对世界的好奇心，为了解决某个重大科学问题，为了实现对自我的期待。”

“所谓的冷门，也不一定一直是冷门。也许有一天会豁然开朗，解决某个重大问题。”杨培东以日本科学界为例——过去二三十年里，不少日本科学家孜孜不倦，不跟风，在冷门领域耕耘多年，厚积薄发，有些人就开拓了新领域，后来还得到一个又一个诺奖。

日本科研投入有何变化?

迈入21世纪后，日本在20年中已有19人获得自然科学类诺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无论经济快速发展还是经济形势严峻，日本都坚持对于科研的投入，并把原始性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必由之路。“科学的核心不是找到答案，而是提出问题。学界应该鼓励那些有好奇心的年轻人明白科学的重要性，让他们意识到科学在推动人类进步中发挥的巨大作用。”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隅良典指出。令他担忧的是，目前日本年轻学者正在远离基础科学，转向应用科学，基础科学相关学科的博士毕业生数量正在快速降低，“这对日本未来的科学发展将带来不良影响”。

大隅良典说，美国很多大型企业非常支持基础研究，有些富人愿意捐款支持。“这一点在日本是没有的。不过近期也有了变化。”大隅良典本人就成立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基金会，用来支持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通常如果有出色的研究结果，项目就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但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究竟哪个课题是重要的，因此我们要在初期就为科研项目提供广泛的支持。”他说。

如何看待年轻人搞科研？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发现，对美国来说，1950年是个拐点。此前美国获得的诺奖并不多，1950年后诺奖得主激增，最近十几年，又有其他国家超过美国。他分析，年轻科学家得不到足够拨款，是美国诺奖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他反复强调，应该让年轻人有更疯狂的创意。举办本次论坛的最主要宗旨，就是要支持年轻科学家。“研究显示，诺奖得主的主要成就几乎都是在30-50岁实现的。”莱维特直言，近年来年轻人的受重视程度不够，“在美国，46岁以下的基础科学家变少，获得的拨款下降，慢慢老去的科学家反而获得了更多的经费。”他认为这有些“可怕”，因为很多真正的科研突破要靠年轻人。

本报记者 郜阳 曹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