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揭秘苏俄红军的“莫斯科中国营”

莫斯科中国营进行队列训练

中国营军旗上写着“俄共（布）万岁”

中国志愿兵去和格里高利耶夫的哥萨克白卫军作战

印有大字中文“全方贫工之联合”字样的苏俄货币

◆莫斯科1918年5月30日《贫民报》关于中国营的报道

红军中国营训练间隙

◆常立军 朱延瑞

“中国人非常顽强，天不怕地不

怕。亲兄弟战死了，他连眼都不会眨一下，走到跟前，把后者眼睛抹上，接着坐到后者身旁，军帽上挂着子弹，一发接一发打出去。如果对面就是敌人，这个敌人绝不会有好下场。”

——俄国国内革命战争领袖、著名军事家亚基尔这样评价中国志愿兵。

一战期间，中国劳工来到遥远的俄国。十月革命后，不少中国人加入红军，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牺牲，其中就包括1918年春天成立的莫斯科中国营。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涅瓦河上登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时所表述的，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挥重要作用。同样，莫斯科中国营的故事，也是中俄共同记忆重要部分。本报根据最新公开的档案，揭示这段鲜为人知的珍档秘闻。

苦难的人们

1914年沙俄参加一战后，痛感国内劳动力短缺，遂从中国输入大量劳工。俄方统计，1915年初到1917年4月，通过铁路入俄的中国人超过15.9万，而1916年北洋政府驻俄公使馆的数据是10万。华工遍布俄国欧洲部分的矿山、木材场和机械厂，像莫斯科工厂里就有数百名华工。《俄罗斯公报》1917年2月报道：“莫斯科职介所里有大批中国、朝鲜、日本工人。有一次，中国人与多少懂点法语的日本人起了冲突，中国人占了上风。总体上，‘黄色苦力’扎下根，甚至出现俄国包工头群体，他们负责向企业推荐华工，据泽姆戈拉建筑队反映，华工真的很勤劳。”

可华工地位之低下，是骇人听闻的，由于包工头和地方当局滥用权力，罢工和逃跑时有发生。1917年11月，在俄国革命影响下，莫斯科华工纷纷参加赤卫队，通过起义控制全城，与彼得格勒工友遥相呼应。当时，俄国各地都出现革命，不少资本家用解雇来威胁工人，像莫斯科失业大军里便增加不少中国人。尽管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做了很多努力，但多数华工都无力返回祖国，因此参加赤卫队乃至后来的红军成了必然选择。

谁是孙富元

1918年初春，是苏俄最危急的时刻，德奥同盟国军队加紧进攻，国内白卫势力叛乱，而苏维埃只有刚从赤卫队紧急改编的少量红军，这些人虽有勇气，但缺乏战斗技能。具体到莫斯科，当年4月，有20多个中国人加入华沙红色革命团，接着莫斯科第4苏维埃团也有了中国人。

5月9日，《真理报》末版刊登呼吁书《致所有革命的中国无产者》：“革命的中国弟兄们！谁支持被奴役者获得解放，就加入我们的队伍！谁赞成保卫工农政权，就与我们一起走！所有障碍和墙壁都应被打破和推翻，被解放的中国苦力应与战无不胜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同志们！请加入红军，加入红军中国营！让我们服从革命的纪律，紧紧团结起来，抵抗帝国主义分子！”呼吁书的结尾附有地址和签名：“中国营登记地点在红军国际军团办公室，莫斯科新森林大街二号。营长孙富元。”5月14日，这份呼吁书修改了标点符号后又刊登在《军事人民委员会消息报》上。因为多数华工是文盲，许多人连名字都不会写，而呼吁书又是用俄语登在报纸上，因此他们很难获悉。不过，以中国人孙富元落款的呼吁书，至少让苏俄百姓产生这样的印象，哪怕是来自东方的中国人都愿意保卫苏维埃。

另外，华工出身的孙富元本人就是天生的演说家，5月22日，他在名为“斗争”的红军中央俱乐部用中文演说，一下子抓住了听众的心。早在1918年1月，他就在摩尔达维亚（今摩尔多瓦）的比萨拉比亚组建过华工战斗分队，人员来自敖德萨、顿巴斯等地，后来编入亚基尔指挥的红军支队。苏俄报纸曾报道，孙富元“出身于贫穷的边塞司令之家，童年起即吃苦受累，后来加入中国贫农雇工组织闹革命”，在同外国干涉军及俄国白卫军作战中，他的队伍是亚基尔支队里最有战斗力的，只因寡不敌众，他们在顿河草原被白卫哥萨克击溃，孙富元奉命回到莫斯科组建新部队。

“中国营”应运而生

列宁敏锐意识到，俄国革命战争同样具有国际主义意义，因此他非常支持在莫斯科组建中国营。根据领袖的意见，5月13日，红军莫斯科兵役局动员处决定，各部队所有中国人“归属莫斯科河南岸区兵役局管辖，用来补充组建中的中国营”。7月26日，区兵役局重申了只有中国营有权接收中国人的指示：“其余所有部队指挥员只有得到兵役局批准后才能接收中国人和朝鲜人，并在命令颁布后三天内提交此类人员名单。”要指出的是，正承担镇压富农暴动任务的华沙团可以例外，允许保留一个中国连。

虽然《真理报》的呼吁书落款为营长孙富元，但对照档案，能发现他并非一开始就担任这一职务。莫斯科兵役局动员处在5月13日的命令第二段里称，“责成戈德堡和孙富元同志组建中国营”。俄武装力量中央档案馆保留的中国营官兵花名册上，明确写着营长是戈德堡，孙富元是营长助手，但戈德堡之后再未出现在与中国营相关的文档里，即便在苏联研究中国志愿兵问题的权威尼·波波夫教授的著作里，也未见过这个姓名。综合来看，戈德堡最初的角色可能是督促孙富元工作，并向这位负责组建中国营的灵魂人物提供帮助。5月20日，区兵役局正式任命孙富元为中国营营长，戈德堡为助手，时间从5月21日起算，政委一职待找到合适人选后再予任命。

孙富元当营长才两个多月。7月15日，兵役局研究他请调到沃罗涅日工作的问题，那里也在组建中国人部队，接替的代理营长彼斯托夫是孙富元在比萨拉比亚的老战友，拥有在中国作战分队里从事政治教育工作的丰富经验。交接工作原定两天，但孙富元未进行交接便离开中国营，区兵役局责成审判科赶紧去找人，可是没有下文了。

刻苦训练后开赴前线

中国营起初驻扎在莫斯科河南岸区沙博洛夫卡大街，6月底到7月初移驻沃罗比约夫山。莫斯科记者科尔措夫曾描述：“我有幸见到第一批中国籍红军，沃罗比约夫山兵营面积很大，地板擦得锃亮，步枪排列整齐，战士的头发剃得很短，口令非常简短，墙壁上刷着共产主义口号，挂着列宁画像。有的人眼睛迷缝着，黝黑的脸上挂着似羞不羞的笑容，大笑起来高亢尖厉，或者在水龙头下仔细洗漱。”

夏季几个月里，中国战士忙着作战训练，每天训练将近6个小时，中间休息吃午饭，如有人逃避操课，一开始要接受同志审判会处理，如果再犯要送上革命法庭。莫斯科第4苏维埃团及其此后的莫斯科混成旅政委索科尔曾这样描述中国营的生活：“紧张的训练日子一天天流逝。中国志愿者迅速掌握武器、学习军事。他们特别喜欢马克沁机枪，爱上射击课，在沃罗比约夫山一条深沟里构筑的射击场上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当时，我们的子弹很少，每个战士只发三五发训练。中国营长经常要求为每位战士多发一些子弹，特别是带帆布弹带的机枪弹。”

紧张的训练中间夹杂着休息日和节日。苏维埃关心中国人的特殊需求。1918年夏，中国营就欢度了东方人非常看重的节日——夏至（不过从6月22日推迟至次日星期天），区兵役局特意为每位士兵发放额外口粮：每人1磅白面包、1磅肉、12佐洛特尼克糖。此外，每个人还可用津贴从粮食处购买1瓶啤酒、1磅香肠。区兵役局还拨款300卢布美化营房，并调拨特种支队乐园供营里调遣。

苏联历史学家波波夫称，中国营很快补充完毕，1918年9月随莫斯科第21团前往南方，支援南方面军。在这支生力军的帮助下，红军再次占领被放弃的新霍皮奥尔斯克，稳定了局势。中国战士们的作战表现，用第21团团长和政委的话说，“给敌人留下非常恐怖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