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隔离心情像天气一样晴朗……

解除隔离后，李舟拍照留念 受访者供图

朱良身穿防护服，忙着做好消毒工作 受访者供图

廖德兵已经结束隔离开始上班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摄

曾宪斌夫妻俩解除隔离后，在小区做志愿者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老李（右一）治愈出院回到暂住的妻姐家，居委干部等在门口 殷行街道供图

徐漾（化名）所在的小区渐渐恢复平静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摄

已经解除隔离的汪保柱和家人在家其乐融融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摄

天气渐暖，疫情趋缓。有这样一些人，正走出病房，走出隔离，重新投入生活和工作中。隔离的那段日子，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家人的关爱，也更加珍惜平安幸福的生活。

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七位病愈和经历14天隔离观察后重新回归社会的人，看看他们对疫情、对社会、对人生有怎样新的感悟。

老李

对上海人，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2月17日，应该将会成为武汉人老李和全家人终身难忘的日子。

这天，他结束了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22天的治疗，终于坐上了返回市区的车。与住院那天相比，回家的路显得格外漫长，老李盼着车开得再快一点，“走过鬼门关，现在就想好好回家，和家人团聚。”听说居委干部会在小区门口迎接他，他关照妻子别出门了，“人多，别给居委干部添乱了。”

这几天，他们一直待在暂住的亲戚家里，期待疫情早日结束，他们可以收拾行囊，结束这次一波三折的新春之旅。

回武汉过年中招了

自从女儿在广东成家生子，63岁的老李和妻子也一直常住广东，今年是他们十几年来第一次回武汉过年。

1月15日出发前，老李看新闻说这个肺炎不传染，就没当回事，高铁上也几乎没人戴口罩。回到武汉，见大家的生活一切如常，老李买好柴米油盐，又走了亲戚，准备过年。1月19日，突然接到上海亲戚去世消息，当天下午就赶到杨浦区殷行街道的妻姐家奔丧。

丧事办完，老李准备除夕返程，却在1月23日出现乏力、发烧情况。看病后，吃了三天药，烧退了，人仍觉得疲劳。大年初二晚上，他又一个人去医院看发热门诊。医生听说他去过武汉，马上量血压、做CT，发现有病毒感染情况，当晚就把他留在医院，等待次日出检验结果。

前往隔离病房的路上，老李见到了得到医生通知匆匆赶来的妻子。只有四五米的距离，两人却都没说话。老李回忆说，当时内心特别复杂，有难受、委屈、不愿相信、心怀侥幸，担心家人被传染，又怕家人为自己担心，百感交集，真是无从说起。

那一晚，老李的内心七上八下，盼着是虚惊一场，又祈祷“老天爷真的要惩罚就惩罚我一个人吧”，更多的时候，他在反复分析“武汉亲戚、老同事和邻居都没事，我是怎么中招的？”不过始终也没什么头绪。

在这样的左思右想中，一个晚上很快就过去了。

在病房日行7000步

次日下午，老李听到了那个最不想听到的消息：“准备转院。”最后一丝侥幸的希望破灭了，老李无奈地发微信给妻女：“确诊了”。家人已有了心理准备，迅速回复：“面对现实，配合医生好好治疗。”

住进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老李虽然只有低烧、乏力情况，心情却很低沉，既庆幸“不幸中的万幸是在上海发病”，又担心家人朋友被传染，更怕病情突然恶化，辗转反侧。三四天后，老李的低烧退了，他开始在病房里散步，每天走大约7000步。同房间的两个病友见了，也开始散步，医生夸奖他们做得很好。

每天，老李都会和家人微信联系，说的都是家常话，却“每个字看得都舒服”。不过，他一直没答应视频通话，想让家里人“多看高兴的事，少看不高兴的事”，也没自拍，“不想留下这段回忆”。

出院喜讯终于到来

2月17日，老李和其他20名新冠肺炎治愈患者一起出院。老李知道，在他确诊后，邻居们都很担心有顾虑，有的还误会他们来上海的目的，所以，出院路上，他总有些担忧。回到殷行街道的妻姐家，居委书记和治保主任早已等在小区门口，“欢迎你回来”的亲切问候让老李感到格外温暖。居委干部还告诉他，得知他即将出院的消息后，马上在楼组中做了工作，争取邻居的理解。

测温登记后，居委干部把他送到家门口，给了一包口罩，又加了微信，把《张文宏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电子书、“防护知识50问”音频及周边服务热线电话、心理咨询热线号码等发给他。

这几天，老李一家都窝在家，生活用品尽量上网买，实在不方便的就拜托居委干部。老李说，自己真切地感到幸运和感激，“上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对于少数的异样眼光，将心比心，我们也没什么好抱怨的，除了‘理解’，还是‘理解’。这是一个特殊的新年，我对上海人，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本报记者 孙云

徐漾（化名）

疫情过了，我想回武大看樱花

今年春节，对于徐漾（化名）一家来说，曾是生死一线。作为浦东花木街道第一例发现的新冠肺炎病例，徐漾的父亲回武汉老家后染上了病毒；母亲也随即被传染。

几天前，徐漾作为亲密接触者解除了隔离，并面对面接受了记者采访。谈到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他感叹：患难的时候，幸亏有上海居委干部等关心帮助，才走出了阴霾，一家人终于平安无事，将重新团圆。

父母分别感染

鼠年的新年，和往年似乎没有什么太大不同。老家在武汉的徐漾，是名“新上海人”，在武汉大学读完硕士学位后，来到上海工作，在陆家嘴的一家金融机构。妻子也在金融行业工作，女儿刚刚1岁多，徐漾的父母特地来到上海帮他照看孩子。

过年前，徐漾的爸爸想回老家看看，顺便带些土特产回来过年。徐漾说：“爸爸身体很好，不久前的体检报告比我身体还好，什么指标都正常。”

在武汉呆了一阵子，老人提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回了上海。回来后，老人感觉没力气、胃口不好，还有点发烧，但吃了退烧药，第二天烧就退了。家人都没有太当回事，以为是路上累着了，休息几天就好。

过了几天，徐漾自己也去武汉出差了一趟，第二天返回。

也就是在这一天，徐漾的父亲感觉很不舒服，还有脱水的症状。徐漾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下来，发现父亲肺部有炎症。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甚至一度呼吸困难、被迫插管，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硬是扛过“疑似”

但直到1月22日，徐漾才得知武汉开始流行新冠肺炎；他马上告诉医生，父亲之前去过武汉。医生赶紧为他父亲做了核酸等检查，确诊患上了新冠肺炎，并决定由专门的医护人员陪同，将他转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住进隔离病房。

由于父亲一度昏迷，无法和家人联系，让徐漾心焦不已。坏消息接踵而来，1月29日，母亲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被送进医院，同样核酸检测为阳性，也被送进医院隔离治疗。

之后，徐漾也出现了发烧的症状，到医院检查拍片后发现，肺部同样出现炎症！医院建议他到传染病医院住院隔离观察。这期间，他服用了一些退烧药、中药等。徐漾感觉自己也“难逃一劫”，因为父亲住院都是他几天几夜陪护的。但没想到，过了几天，他再次检查下来为阴性，并被排除了新冠肺炎的可能。“大概是小时候踢足球，一直比较重视体育锻炼的关系吧，没想到硬是扛了过来。”

多亏居委帮助

“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最难熬的就是父母住院、我也被隔离观察的那几天。家里只剩下我妻子、女儿、丈母娘3个人。家里房子不大，孩子还小，会不会被传染，让全家人草木皆兵、提心吊胆。”徐漾说，还好居委书记罗恂等人给了家里很大的帮助，一直和他的家人联系，给他们鼓劲，隔离期间帮他们送菜等，让家人宽心了不少。

最艰难的日子正渐渐度过。如今，徐漾的母亲已经治愈出院，正在酒店隔离，“也是多亏居委书记帮忙，在社区帮忙协调下，母亲终于入住酒店隔离。”徐漾说，虽然还不能见面，但每天都会给她定点餐食，有时候丈母娘也会包点饺子，送到房间门口。“虽然还隔着一扇门，说上几句话，也宽心多了。”

父亲的情况也在好转，现在除了补充一点钾，其他的药都已经停掉了。“父亲打电话回来，听上去心情也不错，离出院应该也不远了。”

徐漾的生活、工作渐渐步入正轨。作为项目经理，由于疫情，很多项目需要外地出差，现在无法开展。但他先通过网络等做前期的准备、网上办公，“感觉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多亏周围人的关心帮助，并没有因为我们是武汉人、家里有病人就歧视我们；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才能熬过这些日子。”

问起疫情过后的愿望，徐漾说，武汉是他的家乡，武汉大学是他的母校，那里有很多亲戚朋友。“疫情过了，第一件事就是回去看看他们。再回母校看一看，春天的武大樱花，美极了。”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汪保柱

往后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过

昨天，在汪保柱家中，一家四口戴着口罩弹琴唱歌其乐融融，回想起一个月来的经历，汪保柱感慨有些不太真实。

汪保柱是湖北黄冈英山县人，23年前来到上海奉贤区金汇镇打拼，如今在上海已经有了自己的服装厂和多家门店。这次疫情对他而言可谓是惊心动魄，从被当成疑似病例，到被作为重点疫情人员居家隔离观察，再到最后解除隔离化险为夷，过程一波三折。

1月22日，汪保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回老家过年，这一决定后来让他后悔不已。1月24日，正在吃年夜饭的他在朋友圈看到了许多关于湖北疫情加重的信息，决定当天晚上连夜驾车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更可怕的情况出现了。汪保柱开始感冒发烧，把家人吓得够呛，因为他在1月9日曾去过武汉进货。于是立即和居委会联系，在得到社区卫生中心的同意后，汪保柱自行开车去瑞金医院就医。

拍片化验后，汪保柱被排除了病毒感染的可能，说他只是一般的发烧感冒，于是回去居家隔离。后来的14天，他和家人一步都没迈出过门，生活用品都是居委会干部和邻居代购的。回忆起这几天的心情，汪保柱说因为家里人多，倒也不算无聊，陪家人们聊聊天，看看电视刷刷手机，14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邻居们对他家也很关心，开始几天家里的存货吃完了，就想吃点新鲜蔬菜，小区里的一位大爷得知后，很快就送来了自己种的青菜等食材。

解除隔离后，理论上汪保柱一家的出行不再受到限制，但保险起见，他们还是尽量避免出门，继续宅在家里，远程处理一下公司的业务，偶尔去工厂喂喂鱼。汪保柱说，开始还害怕自己会被邻居歧视，但事实上并没有——邻居们看到他没有躲开，还热情地打招呼，居委会干部更是一次次的上门，从来没有人刻意避开接触他们。

汪保柱说，多亏了政府果断处置，才把疫情渐渐控制住。所以为了支持抗疫工作，他将企业复工时间一再推迟，说为政府减轻些压力，经济上的损失和人命安全比起来都是小事。此外，他们夫妻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陪伴过孩子。“两个儿子出生后我们都一直在忙生意，有时几周都回不来一次。”汪保柱说，经过这次疫情，他也会重新思考一下人生规划，今后要多花点时间陪陪家人，在灾难面前，个人显得格外渺小，但唯有家人的不离不弃，与众人守望相助才让他度过危机，从今往后，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过。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曾宪斌、邓华夫妻

“出关”后夫妻俩同做志愿者

“她到单位上班，我在家里办公，我们已经复工好几天了！”2月19日上午，在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桂巷新村的一户人家里，男主人曾宪斌告诉记者，自从2月11日解除居家观察以来，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上高中的女儿也在家在线学习，“尽管受到一点疫情的影响，但我们对未来还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曾宪斌和妻子邓华复工后，现在又多了个新岗位：在小区做抗疫志愿者。

曾宪斌一家原籍湖北，1月21日，他们回老家宜城市过年，1月27日回沪，第二天到上海后，根据规定，3个人实行居家隔离观察。桂杨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健上报街道相关部门后，对曾宪斌所住楼栋进行了消毒处置，同时，陈健电话联系曾宪斌，询问健康状况，了解全家生活上有无不便和困难，是否需要安排送食品和日用品等。社工曹怡帮忙买菜和其他生活用品还送到家门口。

曾宪斌说：“感激大家为我们付出的辛劳，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他透露，居民区已同意他们夫妇作为志愿者，当晚将在小区门口的这第二个岗位首次“放哨”，履行抗疫职责。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李舟

最欣慰的是父子感情升温了

“工厂需要的口罩到货没有？下周需要的包装彩盒哪天可以到货？”2月19日上午8时30分一上班，西蒙电气采购总监李舟就坐在闵行家中的书房，打开微信召开视频会议，跟进了解复工生产所需的防护口罩和生产急需的包装物料等的采购事宜。这一天是他解除隔离观察后的第11天，居家办公的第10天。

李舟，湖北钟祥人，来上海已有20年。今年1月20日，带儿子自驾回老家看望父母，25日晚回到上海后，他就主动联系居委会。26日全家开始了14天的隔离生活。“在上海这么多年，我对上海的精细化管理是有信心的。”

隔离期间，父子感情的升温是让李舟感到最欣慰的事情。读高一的儿子平时住校，父子间沟通交流甚少。现在有了更多相处时间，儿子开始主动和他交流一些想法。父子还同时报了各自的网课，一起在家学习充电。他也有时间思考更多问题，“健康是最重要的，不要过多去追求一些虚荣的东西”。

李舟公司在南通的工厂已经复工，采购各项物资是这两天李舟最忙的事情，每天都要排计划盯进度。“但我们很多供应商还没有复工，一季度业绩肯定会受到影响，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后面能把损失补上。”李舟说。 本报记者 屠瑜

廖德兵

善意“隔”不住，安心“等春来”

大年初五清晨5时，廖德兵带着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从重庆老家出发，自驾回上海。到家后，他第一时间就前往居委会报到，并自觉开始了为期14天的居家隔离。虽然带了满满一车生活必需品回来，做好隔离准备，但他还是有些意外地接到了飘鹰居委会雷书记的电话。居家隔离那段每天两次量体温、口罩预约有人送上门、生活垃圾有人专门回收处理的日子，让来沪十余年的他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我们想着尽量不要麻烦大家，但居委会工作人员很热情，工作也很认真、负责。”感受着来自社区的温暖，在家“宅”着的廖德兵在陪孩子之余也没闲着，因为知道武汉一线防护物资紧缺，他便和复旦大学2018秋EMBA台旦班里的同学们开始了“线上筹集”。

“我们这个班一共60个人，其中一位台湾的同学说有渠道可以买到防护服，我们就筹集了一部分资金，通过吉祥航空把3000套防护服运了回来。2月16日到上海，邮政部门免费帮我们发往武汉，19日已经运抵武汉，分批捐赠给武汉市中医院、火神山医院等7家医院。”

“我去过很多国家和城市，还是觉得上海最好，机会多、够包容、有人情味。”经过了这个特别的寒冬，廖德兵说，他现在正在“等春来”。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朱良

裤兜里多了一沓“通行证”

1月16日去女友的老家四川办婚宴，1月26日回沪，这个春节，80后小伙、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朱良也体验了一次居家隔离的滋味。

朱良在家政公司“悦管家”工作，受疫情影响，公司业务量骤减80%。公司在危机中转型，让家庭服务走向社区企业，积极拓展公共空间消杀业务。外地返沪的隔离期里，朱良在线学习了新技能，深入掌握消毒知识与操作要领。刚出隔离屋，他便穿上防护服，带领15名员工开展辖区消毒防疫工作。

由于家就在附近，闵行就成为朱良目前负责的区域。莘庄镇政府、留学生创业园区、上海银行……一天得去七八个点，从早跑到晚。非常时期，跑好几个地方“打卡”，让朱良的裤兜里多了一沓各式各样的通行证。“上午进小区，保安小哥看到我在翻找证件，还说了句：小伙子你这‘通行证’挺多。”朱良说着，自己也笑了。

每天与不同的人群接触，朱良感触挺深。“上海人觉悟真的很高，大家都比较重视防疫这一块，对我们的工作都很配合、很欢迎。”战疫、消杀，虽然辛苦，但朱良从不喊累。“实实在在干活，很有成就感”，这个上海小伙腼腆地笑着说，“等春暖花开，疫情结束后，我再去度蜜月。”

本报记者 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