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上白衣，我就是战士

戴倩

我出生于1993年，是大家俗称的“90后”。有人说，“90后”这一代人是“来不及断奶的妈宝一代”。但是我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其实“90后”也是勇敢、努力的一代人，我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我们的胸膛里也有一份家国情怀。

漫长的24小时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中华大地，武汉封城，医护人员告急。仁济医院响应国家号召，征集医护人员奔赴一线，我马上向组织递交了“请战书”。我刚刚结束援滇回上海，朋友们对此非常不理解。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无畏，但是我的专业是重症医学，正好能派上用场，我也没成家，生活没啥负担。

2月18日，当上海第八批医疗队集结时，我很荣幸地作为仁济人加入了这个集体。从号角吹响，到踏上征程，我们只用了24个小时。这24个小时，可能也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我在医院剪短了长发，回家收拾行囊。从开始报名起，我就一直瞒着父亲。直到临走那一天，听说我要去武汉，我的爸爸，我那个平日里跟谁都乐呵呵的爸爸，哭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伤心。临走前，爸爸给我做了我爱吃的菜，可是捧着碗的他，却泪流满面。我们俩就那样默默地吃着饭，谁都不敢说话，我心里从来没那么疼过，不是心疼自己，是担心爸爸。我走了，不知道哪天才能回家，他一个人在家，会好好吃饭吗？他该有多担心我？

那天晚上，父亲把我送到小区门口，他一直看着我渐渐走远。我也舍不得他，可我还是坚定地往前走。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平安回家！

魔幻的一天

来到武汉雷神山，踏进病区的那一刻，我和同事们都傻了眼。眼前这片空空荡荡的板房，就是我们将要收治患者的病房。两天的时间里，我们在总领队张继东院长的指挥下，搬来床铺、呼吸机、心电监护仪，调试设备和系统。那真是魔幻的一天，原本空无一物的板房，被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建起了一座拔地而起的抗疫堡垒。结束了一天的劳动后，我擦去满脸的汗，长舒了一口气，心里满满的骄傲。我们，不仅可以做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还成了优秀的设计师、干练的搬运工。真棒！

2月22日，雷神山ICU正式收治患者的第一天。我穿戴上厚厚的防护装备，还没开始工作就头晕起来，刚走了几步就已经气喘吁吁。这时候，危重症病人已经住了进来，我心里有些慌，可是已经别无退路，只能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气道护理、静脉穿刺、卧位护理……这些平时在上海的ICU里习以为常的操作，在这里却无比的艰难。厚重防护服下笨拙的身形、双层手套下木讷的双手、防护眼镜下雾气朦胧的视线，让我每做一个操作都喘得慌。

我努力适应这样的工作状态。每次进舱前，我先拉伸四肢，在鼻梁上粘贴减压敷料，在护目镜上涂抹防雾液体，给戴上手套的十指做做手指操。最大的困难还是体力上的不济。我们按组轮班，每个班进舱4小时，但是加上前后准备的时间，几乎每天都要花7到8个小时在医院里。譬如轮到夜班时，我是凌晨1点上班，但晚上11点就得出发，等到再回到驻地，已经是第二天的9点。倒班加上护理病人的压力，使得我们这些人睡眠大都出现了问题，每天都是碎片化的睡眠，有时候一天只能睡着两三个小时。

然而渐渐地，我适应了这样的生物钟。为了振奋精神，每天上岗前先给自己灌一杯咖啡。我想，只有先克服自己身体上的不舒服，才能有信心和病毒决战。

几分钟的“决战”

在雷神山的ICU，生死决战常常突发在几分钟内，我虽然此前已经在重症监护这个岗位上工作了3年，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

我护理的第一个病人是位阿婆。那天交接班时，阿婆的生命体征还比较稳定，正在高浓度吸氧。可就在我们交接班的过程中，也就是十来分钟的时间里，监护仪突然发出急促报警声，阿婆的氧饱和度极速下降，出现了呼吸窘迫。我立刻放平她的床头，拿起床边的呼吸球囊紧扣她的口鼻。三分钟，床位医生进舱抢救；十分钟，插管小分队进舱插管、调呼吸机参数、用药……我们用尽了全力，可最终阿婆还是走了。

那天，我一个人在病床旁坐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好好的一个温热的人，就这样在我眼前渐渐变冷。这是阿婆的苦难，也是国家的伤痛。在那一刻，我无力又焦灼，不停地在心里叩问自己：能不能做得更好一点？

15床病人是我护理过最艰难的病例。为了改善他的呼吸，我们5个医护人员一起为他进行俯卧位通气，要把病人从面朝天翻身成趴下姿势，翻过去，再翻过来，每隔两小时重复一遍。给插管病人翻身看起来简单，其实一个小小动作就会影响到他的生命体征。翻身的过程，要使得出力气，还要像绣花一样小心轻放。我个子小，人瘦，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遍遍翻身，也不觉得累。

最难的是做气道护理，每天数次口腔护理、更换口插管的压片和胶布。这是一门“走钢丝”的活，口插管如果脱出，病人会直接死亡；冲洗时一个不小心，病人咳呛，会喷射出气溶胶。15床病人的生命体征还算可以，我们想帮助他早日恢复自主呼吸，所以就没让他镇静得太深。可是，浅镇静的状态下，病人很容易咳呛。那天我在操作时，还没开始吸痰，他嘴角就开始流痰液。我当时害怕极了，脑子里不停地跳出“气溶胶”“气溶胶”三个字。最后，我强作镇定地完成了操作。你要是问，以后碰到这样的病人，我们还会给他浅镇静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是有利于病人的操作，我们愿意冒着遭遇气溶胶的风险。

救人，不就是我们的职责吗？

最好的成长礼

就是在这些日日夜夜的战斗中，我经历了许多以前不曾经历过的考验。我每天都在学习，同时也收获了大家的肯定。因为我们组里有过重症监护经验的人不多，所以我就会把一些操作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用“老带新”的模式指导组员。这二十多天，我过得比在上海辛苦得多，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生命的充实，体会到了一种被人需要的自豪感。我想，我成长了。

艰辛与磨砺是最好的成长礼。

3月8日，我在雷神山火线入党了。这是我第三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也是最郑重的一次。我知道，与病毒的较量，看不见硝烟，也听不到枪炮声，但生与死的考验真真切切，危险几乎无时不在。也许正是因为经历过了这一切，我想在这里对父亲说句话：

爸爸，你的女儿长大了！我和千千万万个“90后”一样，昨天还是父母眼中的孩子，今天已然成为新时代共和国的脊梁，成为我们国家的骄傲和希望！经过抗疫战火洗礼与淬炼的青春，一定会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芒！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