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3月29日 星期五
丁永健:核电“大咖”转型德国大学副校长
第21版:新民海外 2020-09-14

丁永健:核电“大咖”转型德国大学副校长

丁永健

二零一九年,受哈尔滨有关方面委托,丁永健在德国马格德堡市与该市市长Truemper(左)同栽城市友好树

丁永健在德国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

1981年,作为慕尼黑学生会主席,在新中国成立32周年庆祝活动中致辞

人物名片

丁永健

德国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教授

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电气专家委员

留德华人教授学会副主席

他是新中国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一批公派赴德留学生。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电气系后,曾供职于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西门子发电部及意昂电力集团。闯荡工业界多年,又回归德国高校任教,直至担任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他还兼任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电气专家委员、留德华人教授学会副主席、德国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会监事会主席。他也是中国田湾核电站一号机组全国首套数字化安全仪控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丁永健教授以自己的求学生涯和职业转型经历,鼓励中国学子赴德留学,并建议不一定非要都去名校,应用型大学出来的工程师更有用武之地。

谈及未来,他开玩笑地说,等2020年德国最后一座核电站退役,他也要退休周游世界去了。

文/张乔楠

欧洲时报供本报专稿

1

工业界闯荡17载回归高校

1977年,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年轻的丁永健在江苏泰兴水泥厂短期工作后,参加了高考,并如愿踏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上海同济大学材料系成了他短暂停留的地方。“当年,教育部公派留学,在同济搞了一个留德预备部。我在国内学了一年基础课,一年德语,1980年就去德国留学了。”

丁永健成为第一批留德的本科生。“在德国华人圈,人们把最早的三届本科生称为‘黄埔三期’,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我读完德国特色的Diplom学位(中国通常翻译为硕士,其实是持有文凭的工程师)之后,在位于慕尼黑郊区加兴镇的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一边工作一边读博,差不多10年时间。博士毕业后,先后去了西门子发电部和意昂电力集团汉诺威分部,前前后后共17年。”

在工业界闯荡十多年后,丁永健又回归高校,到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任教。这个转变,既在情理之中,又有意外成分——丁教授身上总散发着对科研、对教书育人的热情,而那个意外,是谁也没想到的。

“读博士选方向,当时觉得核电是高科技,前景还不错,那时候是1986年1月。”而就在那年4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这起事故也是德国核电的政策天平左右摇摆的开始。丁教授坦言,回到学校,实际上跟德国政府放弃核电是有关系的,待在工业界做项目虽然“很刺激”,但行业前景给他带来了一种不安的感觉。“于是就想着不如回到高校,一来有比较稳定的环境,二来我仍然可以做一些核安全方面的研究工作。”

丁永健还在德国联邦和安全委员会电气分会当专家委员,用他的话讲,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副业”。他打趣道:“展望未来,2022年,德国最后一座核电站退役了,我的职业生涯也就要结束啦。这个事情做完,我就退休周游世界去。”

2

学生会工作让自己获益匪浅

丁永健教授强烈推荐中国学子留学德国。他说,德国的公立高校原则上对各国留学生都不收学费,师生比例合适,教学质量很高,尤其应用型大学紧密结合工业界实际,学以致用。当然由于德国的宽进严出理念,如果学生没有主动学习精神,要顺利毕业也不容易。丁教授说,“我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出了不少佼佼者,他们拿到学士、硕士学位后,要么直接去就业、创业,要么去综合性大学继续读博士。不少人现在比我工资高。”

德国高校大多数专业是德语授课,对很多中国留学生来说,语言是最大的问题。在丁教授的印象中,勤奋的中国留学生总是拿着录音笔坐在第一排,现场听不懂,录下来回家反复听。一般两个学期下来,语言关就算彻底过了。“当然也有一些学生是毕不了业的,主要原因就是懒散,德语不过关,听课听不懂。”

当然,丁教授也反对只知闷头读书却两耳不闻窗外事。丁教授说起自己大学时在学生会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初,慕尼黑有多个中国学生会,他们中很多是东南亚的华侨学生和中国台湾学生。我还记得有一个学生会主席叫小邵,新加坡人,他说慕尼黑终于有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啦,我要让位给你们。”

后来,丁永健真的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学生会也在中国大使馆支持下改名为“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这是挺有意义的工作,学生会要跟学校大学生服务中心打交道,借房子(搞活动),要跟大学的外办申请赞助,要去请校领导来站台发表讲话……这对我学会跟人交际,了解书本外的社会有很大的帮助。人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组织能力的。现代工业讲究团队合作,当初花些时间在这上面,对我后来在工业界的发展颇有益处。”丁永健说。

3

德国工业和人才培养值得中国借鉴

丁教授的科研领域主要是自动化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涉及“工业4.0”的网络安全,旨在提高自动化设备的抗病毒能力。他担任一个联邦经济部赞助的、由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马格德堡大学、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和Areva集团德国分部共同参与的核电仪控网络安全项目的总协调人。

谈到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丁永健说,外界把德国称为制造强国,中国是制造大国,有一定道理。不过两国的差距在不断缩短,中国在机床、工具制造领域已经越来越强;中国的顶尖企业如华为、海尔等也已跻身世界一流。中德工业的差距主要在中小企业。“中国民企历史比较短,改革开放才40年,缺少积淀,而德国中小企业动辄就是百年老店。”

丁永健谈到德国应用型大学的校企合作模式时说,大学生不仅需要到企业半年实习,而且95%以上的毕业论文是在企业完成的,学士或硕士论文课题常常就是一项企业的技术革新项目。另外,德国联邦教研部的科研经费赞助项目,其中有一些是专门给中小企业和高校合作用的:高校帮企业研发项目,教研部承担风险,一两年内出一个产品,而后市场化。他认为,中国可以借鉴德国的一些做法。

丁永健还从中国工业的现状,谈到工程师的培养和应用型大学的角色以及与综合性大学的区别。“中国学生到德国读工科,都跑到亚琛工大、慕尼黑工大等名校去,实际上,德国60%的工程师是应用科学大学培养出来的。大众、宝马的车质量好,按工程师数量来说,我们应用型大学有近三分之二的功劳。”

和许多其他华人教授一样,丁永健教授也十分重视和中国的科技界、工业界合作。“我们毕竟比一般的德国教授更了解中国国情,也多一些人脉。当然我个人作为负责教学和国际合作的副校长,没有时间每年回国工作几个月,但是回国访问讲学是一定的。也会在德国参加中德两国政府的一些合作会议。”

作为目前德国在任的唯一一位中国大陆背景的高校副校长,丁永健被认为是华人界的骄傲。但他谦虚地说:“我们华人教授学会里比我厉害的‘大拿’很多,德国目前大约有100名华人教授,一大半是我们的会员,现在每年都新增几位新会员,而且越来越年轻。我其实是个‘反面教材’,我的老本行核电在德国是夕阳行业,说出自己的经历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供年轻人参考。不过,当年能够参与最新一代数字化安全仪控开发(现在已经应用于世界上几十个核电站),还参与中国的第一个全数字化核电仪控系统设计并有所创新,最后又投身于教育事业,也算没有虚度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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