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博不会忘记这位白发长者

文博大家汪庆正（1931-2005）

汪庆正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辞典》英文版

汪庆正主编的《简明陶瓷词典》，1989年出版

汪先生在鉴定瓷器

汪先生（左三）出席佳士得拍卖上海预展开幕式，约1996年

◆石建邦

编者按

2021年系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诞辰140年,亦是其学术助手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90岁诞辰。4月1日，上海博物馆举办了《怀玉受正——纪念徐森玉、汪庆正先生学术座谈会》，缅怀两位前辈对上海文博事业的卓越贡献。

往事历历，让我们一起回望上海博物馆建馆初期的岁月，感受一代文博大家兢兢业业的无私奉献，放旷慧眼的国际视野，以及他们的非凡魄力和实干精神。

“武林高手”给大学生讲课

我是1985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开风气之先，这是当时全国高校范围内国家设立的第一个文博专业。我们是第一届本科生，班上只有十七位学员。

实在说起来，复旦大学文博专业的创建，汪先生也是功臣之一，离不开他包括马馆长等一批上博元老的鼎力相助。当时负责文博专业的吴浩坤先生，更把汪先生视为“主心骨”，因为他见识最广，点子最多，而汪先生一人兼授的两门课——钱币学和陶瓷史，更是文博行业中最热门，适用面最广的。因此吴先生对他，颇为倚重。

复旦为了搞好这一新兴专业，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博物馆等单位的一大批专家学者都是我们的兼职教授，更离不开上博在背后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当时一半以上的专业课程都要仰赖上博的专家学者给我们上课，马馆长、汪馆长、青铜专家陈佩芬、陈列设计的费钦生、考古的黄宣佩等一批顶尖专家，都是我们的兼职教授，都给我们悉心授课。这种丰沛资源和实力以及联合办学的思路，今天想来仍是足以令人骄傲自豪的。

对汪先生的渊博学问，他在文物鉴赏和研究方面的诸多造诣，当时我们这帮学生简直达到崇拜的程度。记得还在认识他之前，我们的辅导员、青年教师吴根樑就把汪先生说得神乎其神，说他学问渊博，除了钱币、陶瓷之外，更精通碑帖版本，什么宋版书、明版书，他只要用舌头一舔立马就知道。那时我们对鉴定之学充满好奇，经辅导员这么一说，对汪先生这样的“武林高手”更加心驰神往，很想知道个究竟。

还记得我们听他的第一堂课是讲钱币学，也是在3108教室的大课，很多外系甚至外校的学生都慕名前来旁听，有的更是不惜“翘课”而来。汪先生走上讲台，一亮相就有“明星范”。他上课不用讲稿，洋洋洒洒，出口成章，间或诙谐风趣。而且他一派智者风范，语速不疾不徐，每一句话似乎都是经过沉思后吐出来的，很善于启发学生思路。

记得那天他讲的是先秦战国货币，他讲到布币的式样来源于当时锄头铲子一类的农具，叫“镈”。而古代向办丧事的人家送礼，后来通常称作“赙赠”或“赙仪”。这“赙”字在古代通“镈”，所以最早的祖先在人家丧葬的时候奉送的应该就是一把真的铲子或锄头，以帮助掘墓落葬。

讲到这里，汪先生故意提高嗓门，富有启发性地问我们，那么这个“镈”或“赙”字是指什么？他一连问了三声，没有人敢回答。我坐在后排脱口而出：“钱！”汪先生马上接口说：“对，就是钱！”并对我大为夸奖。他说他上课一贯反对填鸭式教育，师生间应该多多互动，学问学问就是边学边问，这样才能教学相长，学习才有实际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由中国硅酸盐学会牵头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刚刚出版不久，这部巨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学生人手一册，当作教材来用。汪先生是这部著作五人主编小组成员之一，全书十章，皇皇五十多万言，参与撰写的学者达数十号人。汪先生独挑大梁，亲自撰写了明、清两章以及唐、五代的部分章节，亦可见出汪先生在中国陶瓷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惜汪馆长实在太忙，上博那时正抓住机遇，快马加鞭，积极向国际一流博物馆靠拢。1986年，位于河南路老馆的上博青铜陈列室率先改建完成，一流的陈列设计和光线照明，立即引起巨大轰动，令世界同行也为之瞩目。1988年陶瓷馆和后来的书画馆也相继改建完成，一下子，上博的展览陈列水准遥遥领先于全国，一时成为热门话题，令同行刮目相看并纷纷仿效学习。两位馆长爱馆如家，这当中到底倾注了他们多少心血，简直无法设想。汪先生更是日理万机，应接不暇。这样，他来我们学校上课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

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

当人们还在为上博的现代化展览陈列欣羡不已叹为观止的时候，上海博物馆于1991年前后突然宣布，置换老馆，建造新馆，正式向世界一流博物馆迈进，从此上博发展更搭上“火箭速度”，两位馆长更忙了……

几乎同时，国内艺术市场风起云涌。1993年上海朵云轩首次拍卖大获成功，翌年春天，国际老牌拍卖公司——佳士得率先抢滩上海，设立代表处，引起国内轰动甚至各种议论。因缘巧合，我也从复旦大学文博系进入佳士得上海公司工作。到了佳士得，才发现这间国际拍卖行之所以能进入国内，设立办事机构，同样与汪先生和上博的积极支持分不开，体现了他一贯的国际视野和包容开放的远见卓识。

当时负责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是英国来的朱仁明小姐，她出身上海的名门望族，说起她的舅舅张君劢和张公权，那可是民国时期的显赫人物，而最为大众熟知的徐志摩原配夫人张幼仪，则是她的姨妈。

原来朱小姐热爱中国古陶瓷，很早就是上博的“博物馆之友”，对汪先生更是执弟子之礼。她对上博非常热心，简直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关心，陶瓷馆内的好几件高古陶瓷器均出自她的捐赠。当要在人民广场建造新馆，并由汪馆长积极牵头募集海外资金捐助的时候，朱小姐第一个带头响应，慷慨解囊，今天上博玺印馆就是他们夫妇出资建造的。

朱小姐曾经常和我说起，汪馆长那时为了新馆筹款，可谓殚精竭虑，不辞劳苦，频繁奔走于中国港台地区以及海外。由于他的非凡魅力，许多海外华人纷纷解囊捐款，共襄盛举，其间的艰辛和繁难，却难以用笔墨形容。

1994年底，纽约佳士得举办赛克勒（Dr.Arthur M.Sackler，1913-1987）收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佳士得郑重邀请马、汪两位馆长赴美参加此次拍卖会，并在11月29日的预展期间，为两位馆长特别安排了两场专题讲座。我还记得两位馆长赴美之前，曾特地到佳士得来过一次，就讲座等细节和朱小姐交换意见。两位大家推门进来的风度气质，至今历历在目，真让人如沐春风。后来在纽约，马先生的演讲题目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越文化青铜器》，汪先生的演讲题目是《宋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现场反响热烈，听众踊跃。后来这场拍卖也大获成功，全部高价沽出。比如一件高仅8.3厘米高的战国白玉舞人珮，以超出估价近十倍的299500美元，为著名古董商埃斯肯纳齐买下，创造当时拍卖纪录。

其间，只要有时间，汪先生都会参加佳士得在上海的预展开幕等活动，并在私下给出许多切实宝贵的意见，甚至哪件东西不对，哪件有疑问，他也会直接说出来，毫不含糊。他后来力主收购回归的《淳化阁帖》，其中一册最早就是在佳士得预展上发现，并引起汪先生注意的。

他一贯对艺术市场持积极开明的态度，大力提倡藏宝于民。汪先生曾在多种场合表示，“没有文物市场，没有民间收藏，就不会有上海博物馆。”后来国家《文物保护法》修订，在他的积极呼吁下，文物流通和民间文物收藏的合法性被写入法律文件。

超强的文物外交能力

1996年10月，上博新馆终于落成并举办开馆仪式，立即引起国际国内的巨大关注，真是盛况空前。新馆落成后，上博在两位馆长的率领下，不断推出的大展，个个都富有影响。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批极高规格的西方现代艺术大师展览，有纽约古根海姆藏品展和Moma藏品展（《美国艺术三百年》），将很多西方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家的作品引进来给国内观众欣赏，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稍后上博又办了赵无极、朱德群等海外华人艺术家的展览。这些当年异常轰动的国际大展，老实说即使在今天有的也很难办成。甚至可以说，当年国内许多一流美术馆都不敢想象的国际大展，都给上博“轻松”办成了，这需要何等的魄力和眼界，既体现了两位馆长非凡的国际格局和包容心态，同时更展示了他俩超强的文物外交魅力，而背后的执行力更是无与伦比。据朱小姐说，汪馆长做副手，操持许多实际工作，其中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尤其他和海外打交道搞“国际外交”的水平简直是超一流，令许多人为他的魅力所倾倒。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一辈文博学子是伴随着上博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一起“长大”的，他们当年筚路蓝缕，再造巅峰的勇气和魄力，他们勠力同心所绘就的宏图伟业，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