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正煜
我算不上影视界的人,不过涉足影视圈十几年,曾和电影电视界的许多人合作拍戏,其中不少是影视界的名人,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德艺双馨,更体现了共产党人优秀品格。我向他们学习艺术,更学习做人。
秦怡老师是我从小就仰慕的艺术家,她是我母亲一代人了。她在电影《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中扮演的芳林嫂和林红,当时在我年轻的心灵里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有幸和她有两次在同一剧组拍戏,她的朴实,她的平易近人,她的敬业精神,让我又一次感受到名演员的气节。
第一次是在黄祖谟导演的电影《张衡》里。秦怡饰演桓夫人,我在戏里只是个大群众角色,演张衡的待诏(即助手),当张衡被诬离京时,和他相视而泣,有特写镜头,其他镜头都是在旁陪衬。我尽管在舞台上演出多次,上银幕毕竟是新手,免不了惴惴。这个剧组还有许还山、王诗槐、龚雪、肖雄、冯奇等名人,秦怡是最有名的大演员,却丝毫没有名人架子。每次拍摄现场,她总会以手指点我该站的位置,不多话,却让我知道,镜头前和舞台位置不一样。导演用的镜头大小对演员的表演要求也不一样。最难忘的是在苏州外景地拍摄,秋风萧瑟,太湖边,穿着薄薄的古装服,阵阵寒意。一个镜头拍摄,站位置,打灯光,试镜头,要花一个小时以上。她和大家一样站着听从指挥,从来不像有些所谓名演员,站位置要替身代。吃饭,我们在同一桌,她会招呼大家多吃菜,“来,小汪,这个清蒸鳊鱼好吃,是太湖特产……”我至今吃到过的鳊鱼里,苏州西山那家小饭店的最最好吃,最最难忘。
那个时代,小演员、大演员、大导演是同一级别,同一桌吃饭,同一家旅馆住宿。我和黄导演就住在同一楼面隔壁。那时我正受某出版社之邀在写一本书,晚上,黄导、赵福健副导演和秦怡老师会来询问并叮嘱我早点睡,“明天还要拍戏!”普普通通的话,我心里就暖暖的。
离开西山外景地回沪时,我们在一个农贸市场逗留一会,大家都想买大闸蟹。那时候,秦怡老师宛然是个小姑娘的模样了,她会惊喜地喊着,“这个摊头大闸蟹好大呀,小汪,快来,快来,帮我挑,帮我挑!”菜场的人都认得她,笑着叫她,招呼她,她也笑嘻嘻地向大家招手示意。那个时候,大闸蟹六毛五分钱一斤。粉丝看见明星也很平常,不会涌上来握手要签名。我帮她买了几斤,她说带回家“给儿子吃的”。那时候,她已经年逾花甲,一头黑发变成金黄色,依然十分美丽动人,充满活力。
第二次一起拍戏是在辜郎辉导演、史蜀君指导的电视剧《我是一片云》中,我和秦怡老师扮一对夫妻。女主人公段宛露由张晓敏饰演(说来也巧,1989年,中央电视台拍摄《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我在其中演宋父宋耀如,她演三小姐宋美龄,晓敏笑道,你怎么老演我父亲的哪),秦怡演段母,我演段父。拍戏时,她说:“小汪,你化妆要老一些,表演也要老气一点。”就这一句话,已经给我指点了人物要点,令我受益匪浅。参加这个电视剧的演出,她也真不容易,每次到剧组前先要把儿子安排好。有一天,她晚到了两个多小时,一到剧组就跟大家打招呼道歉。原来这天一早,儿子就把马桶弄堵了,粪便溢到地上,房内都是,她要忙着清扫。拍戏间隙,她和我说到这些事,说到这些年来为儿子付出的努力,没有丝毫的怨气。一个慈祥的母亲那种深沉的母爱,在言语举止中渗透着,令我十分感动。
我记的都是些琐碎的小事。小事中反映的是一个名人的名节。其实,艺术即人生,人生也就是艺术。近年来有些影视名人已经远非当年:豪车随从跟着,豪华宾馆住着;组里的人吃的住的喝的都低他们许多许多,还得看明星的脸色。许多镜头要替身代拍。我们那时拍电影用进口的伊斯曼胶卷,耗片率有规定,每个镜头要演员站好位置,反复试验再拍。现在的大演员肯一个多小时站着吗?像秦怡老师这样的名人拍戏,到组里,基本上都是自己坐公交车来的。今天呢,某些明星上亿元拿,许多东西还要想尽办法薅。有个人一出了名,就趾高气扬,连卫生巾都在摄制组报销。不报?老娘不演了!制片人要靠她赚钱,陪着笑脸,样样答应。我没有夸张,尽管这是个别人,也会令整个社会看不起。
什么叫名人,不光要有名气、名声,还要有名节。节,就是节操。《论语·阳货》中曰:“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节操要不被磨损而坚挺,要不被染黑而洁白,就得自爱自重。
许多年过去了。秦怡在拍戏中一起合作过的演员无数,我写的这些小事,她也未必还记得。今年,她已近百岁高龄,我一直想去探望她,张晓敏那时也嘱托代她“看望秦怡老师”,现在我只能以此文探望并表达我的敬意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