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次国际影视合作作品

《莫斯科晚报》1950年11月刊发《中国人民的胜利》电影上映消息

《中国人民的胜利》电影海报

苏联摄影师拍下开国大典后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苏联摄影师在上海大厦上设置拍摄点位

◆吴健 常立军

1950年9月，中苏联合摄制的彩色纪录片（时称五彩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在全国公映。这是新中国首次开展国际影视合作，这部作品真实再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场景，堪称“不可复制的杰作”。

近日，俄罗斯媒体积极发掘两国友谊事业里的“珍宝”，最终找到《中国人民的胜利》背后的感人事迹，并于日前披露了不少细节。

壹 中苏电影合作

1948年底，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各个战场捷报频传，夺取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苏联政府觉得有必要拍摄电影，向世界介绍即将诞生在东方的人民政权。根据部长会议在1948年12月28日通过的决议，1949年1月8日，苏联电影部提出拍摄两部大型故事片和一部纪录片去介绍新中国成立的进程，其中导演谢尔盖·格拉西莫夫负责拍摄电影《解放了的中国》，反映解放军从解放东北开始的奋斗史，以及人民民主政权取得的重大成就，剧本由他和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共同执笔。

第二部电影则反映从孙中山晚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历程，剧本打算请中国诗人萧三参与（但最终人选要与中方协商后确定），计划来华五到六个月准备剧本，1949年下半年与中方合拍。至于纪录片，则由著名导演伊利亚·科帕林负责，暂定名《中国》，他率领的拍摄小组于1949年2月进入解放区，准备展示“中国人民为了自由独立而开展的英勇斗争、解放军的战斗行动和中国解放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事件”，受客观条件限制，科帕林未能完成拍摄，但他在解放后的北平（后称北京）所生活的一个月，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好客，中国人对苏联的友好态度，以及与苏联开展合作的迫切愿望。

1949年7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责成苏联电影部于1949-1950年制作并发行反映中国情况的大型纪录片，但这一决定再次操之过急，因为当时中国尚未完全解放，中方不具备合拍条件。直到9月12日，毛主席向斯大林发电，请求苏方帮助中方联合拍摄反映新中国面貌的电影，双方的电影合作才正式起步。当时，80%的中国人文化程度低，电影尤其纪录片能直观宣传解放事业，鼓舞人民支持人民政权，是重要的宣传武器。况且，解放区技术最好的东北电影厂能力有限，无法向全国各地输出大量电影拷贝。反观苏联，不仅拥有更先进的拍摄设备，还有彩色胶片和大型电影制作经验，双方的合作大有前途。

9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中方请求，考虑到这些电影对两国均具有重要意义，苏方不顾彩色胶片国内紧缺的情况，指示优先保障对华合作拍片的供应。此外，苏方还规定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界限，即“影片拍摄工作要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和指令进行”，即便是风景片也要严格按照这一指示拍摄。

贰 拍摄人才济济

经中苏双方协商，确定两部纪录片的拍摄小组，共25人，分别由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导演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和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导演列昂尼德·瓦尔拉莫夫负责。9月29日，拍摄小组抵达北京，其中格拉西莫夫小组8人，主要拍摄后方建设，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徐肖冰协助，后来完成了《解放了的中国》；瓦尔拉莫夫小组17人，以拍摄解放战争为主，由吴本立（后任中央新闻电影厂副厂长）协助，完成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队的助手均由北影厂摄影队的人员组成。为了让苏联导演了解中国情况，刘少奇亲自安排两次报告会，由军委作战部李涛报告战争情况，中宣部陆定一介绍新中国建设情况。战争片的总负责是刘少奇，中方导演吴本立遇重大问题都直接向他请示，后来任文化部长的黄镇任军事顾问，刘白羽任文学顾问。

苏联派遣的均为最优秀的导演、编剧、技术员和专家。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参加过二战，拥有丰富的战场拍摄经验，因此驾驭起宏大的战争场面来游刃有余。苏联拍摄人员抵达北京才两天，就幸运地投入到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摄制中，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的场景如实地纪录在胶片上，定格在镜头里，成为宝贵的历史财富。其中，摄影师米科沙拍摄的毛主席彩色照片，后来刊登在苏联《星火》杂志封面上，在苏联成为中国领导人的经典画像。

叁 写实战斗生活

《中国人民的胜利》的摄影队，他们分四路出发，搜集材料，一部分跟着作战部队，实地拍摄消灭西南国民党残军；一部分到延安等革命根据地拍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大陆各个省份，一些像解放兰州、大西北游击队作战等苏联摄影师无法拍到的素材，则由中国摄影师慷慨提供。瓦尔拉莫夫回忆，解放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路进攻，在北方，拍摄小组要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工作；在南方，工作人员则忍受着酷热拍摄，连机器设备都经常损坏。

茨特隆是该片的核心摄影师，他随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及著名的临汾旅摄制，记录了成都战役期间的剑阁作战、绵阳作战、国民党川军投诚，临汾旅进入成都等重要实况。尤为重要的是，他拍摄的西南战场实录是摄制组在华期间唯一拍到的真实战争现场，为该片强烈的现实感打下深深的烙印。而影片的导演瓦尔拉莫夫在穿越大江南北的过程中，与各个阶层的中国人接触，他的印象是“无论是哪种职业的人，哪怕仅仅做点小小工作的，哪怕穿着很简陋甚至破破烂烂，但都让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完全成就了的民族，这里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文化。至于美国人，那里没有完整的民族，没有可以称之为文化的文化，那里有的只是买卖”。所有这些，均在他的胶片里得到充分体现。

肆 补拍当年战况

经过考察，瓦尔拉莫夫决定补拍辽沈、平津、淮海和渡江四大战役，拍摄按照季节表进行。摄制组出发时正值秋季，环境与1949年4月渡江情况相仿，所以四大战役先拍渡江。中方组织原来参战的第三野战军到镇江江面补拍，之后拍摄打南京、打上海，一切均按原样拍。中方导演吴本立当初用黑白胶片跟随部队拍过《百万雄师下江南》，此次再跟随苏联专家用彩色胶片将曾经的战斗还原。补拍占领南京总统府时，按照苏联专家的设计，先把地面弄平，然后用移动车架着摄影机，推到蒋介石的办公室里，拍下那著名的长镜头，又让当年立过功的优秀战士登上总统府大门，把撕下青天白日旗的镜头拍出来。

此后拍淮海战役，战场是大平原。苏联导演从军事专业角度提出要安排密集排炮，更符合炮群压制的战术特征。但吴本立指出，真实战场上，我军炮不多，而且炮一旦被敌人发现会吃亏的。苏方接受了他的意见，拍摄时炮火没有太密，但拍摄时打的全是实弹，花钱如流水，心疼得吴本立直流眼泪。去东北拍摄辽沈战役，解放军把原来攻锦州、围沈阳、打黑山的原部队都调来，其中一整个的坦克师是用火车运去的。

最后拍平津战役时，要重现北平入城式，当初亲历的我军名将几乎都来了。在前门拍检阅时，吴本立就在城楼上，有些老百姓感到奇怪：“怎么前门要搞第二次入城式？”当然，因为事先经过街道解释动员，重新组织了群众，所以场面还是挺真实的。要指出的是，这些“虚构”影像都具有真实元素：一是电影团拍摄期间做了详尽的田野调查，将战场位置、兵器炮船、行军路线一一还原，二是摄影技巧极佳，与强调特写和瞬时性的随军影像相较，补拍的渡江战役底片通过大量连续性影像展示了茨特隆高超的宏大叙事技巧，让这些充满运动感与镜头感的照片在观者眼球内不断轰炸，令人目不暇接。

伍 周小燕受邀领唱

《中国人民的胜利》整整拍了8个月，后期制作在莫斯科完成。1950年5月21日，中方派出刘白羽、何士德、周峰、吴本立和翻译尹承玺，跟随别斯梅尔特内赫乘火车离开北京，6月1日到达莫斯科。此后一个多月里，他们协助瓦尔拉莫夫等人，完成编辑俄文、中文版说明和配音工作，到7月17日完成总长8000多英尺的纪录片。解说词由西蒙诺夫撰写，充满了诗情画意，在刘白羽润色后更加中国化。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受邀在片中担任《黄河怨》段落的领唱。

影片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开始，接着回溯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伟大历史和灿烂文化，又叙述百年悲惨生活。接着，影片描绘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开展。该片的解说词讲道：“伟大的中国人民，虽然经历着重重苦难，终于越战越强，赢得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推翻了反动统治，取得了震撼世界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解放。这部影片将把新中国的光辉灿烂告诉全世界人民。”

1950年9月3日，《中国人民的胜利》第一部拷贝在北京试映，9月29日开始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沈阳、哈尔滨、大连、上海、南京、杭州等15个城市上演，迎接第一个国庆节。上演消息一公布，各地订票观众极踊跃，据上海华东影片经理公司统计：“仅上海一地五天之内，订票观众即达十五万人，集体前往登记订票的有九百个团体，办完登记手续者已有四万九千七百五十人，前后已近二十万人。杭州市观众订票已达六万人。”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的盛况。《字林西报》也报道，有关方面制作了特别纪念奖章，原配额为10万枚，由于各界需求太大，不得不再制作10万枚。后来，这部电影和《解放了的中国》均获得1951年苏联斯大林奖金一等奖，后来还都获得了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年到1955年优秀影片——长纪录片”一等奖。2020年9月4日，俄罗斯在莫斯科近郊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竖立了一块“前线电影摄影师”纪念碑，纪念卫国战争期间在前线忠实纪录战事的电影工作者，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米科沙、尼古拉·基谢列夫、罗曼·卡尔曼等人，而卡尔曼正是抗战期间深入延安拍摄不少毛泽东照片的苏联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