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扶郎

邬峭峰

一个人退去最后的青涩，有点像螃蟹发育的尾声。当最后那层翼壳行将脱落，年轻人憋不住会变得更加张扬、更有主张。我一进入那一时段，就遇到了麻烦。

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教了近一年语文，我觉得我应该离开。当时，凡向学校提出调动的，几乎都不被允许。校长对我说，你一进校，我们就让一个新教师教高三，本校史无前例，还不珍惜。

我当时拟调去的单位，是邻区一所业余大学。看重的，是相对时间自主，不坐班。经介绍，我上门去拜见该校一位金姓校长。当时，我还是稚嫩的。谈了一个小时，就自动拎着秤杆，把自己的全部斤两，都称给金校长看了，他一直在微笑。

第二次去，金校长暗示，为了我的调动，他已在第一时间出手了。他还说，工作调动不容易，做两手准备，是最好的。这次，我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两本刊有我小说的杂志。

金校长当时五十岁，未有婚配。家里的打理，并非长期单身男人的经典范式。既不是细致到似有洁癖，又不见散漫随意。那天，他的圆桌上，有一个水晶玻璃花瓶，应是老货，插着满满一束白色扶郎。花很新鲜，水也清澈。白色扶郎，浅绿的单枝根茎，像天鹅修长的脖子一样脱俗；那上面的纯色花朵，不艳不媚；率真的白色，让人心跳，含有异样张力，其实是有点妖的。这束花不像金校长自己所买，又不像亲友、学生送的。献人一束纯白鲜花的，本土人士从不多见。

他的家，没有字画和摆设，墙面空空白白。唯有一帧泛黄照片，在书桌上一个小镜框里：后生戴金丝边眼镜，穿戴齐整，头发向后反梳，有世家子弟气息，应是留洋时期的照片。

一跃，他已年过半百。

调动成功的概率很小，但这位不来半点客套，又善解人意的前辈，真的特别。他考虑问题时，切入方式非比寻常；做事直逼目标，又不轻慢他人感受；该有原则时，他也会坚持。比如他说，是的，我不喜欢有人在这里抽烟。

分配到这所中学后，下半学期就快结束。

我在三楼外廊，看着下面三块无人的篮球场。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突然，有人在背后重重拍了我一下，是人事干部，她通知我尽快去局里办理调动手续。一件难事，就这样没头没脑地做成了。

到业大报到，以为金校长会说起商调是如何实现的，他却只字不提。当我们共同面对一个难题，最后完全靠他一人破局；他却不愿让你知道他的付出。他让我领教了什么叫淡泊，从记事起，我始终都在很浓烈地追逐，未见识过这样的处事境界。金校长像鱼缸里最从容的那尾鱼，飘然长尾，总是逸逸摆动，仿佛生存从无紧急。

我开课后，金校长来听了三次，没有一句点评；应该是满意的。

有一次下班，我和他一起步行回家。他问，你有兴趣成为一个教育管理者吗？我说，我太崇尚自由自在，不合适的。他说，你更想当作家吧？我尴尬地笑了。有个俗语，叫三个手指捏田螺。此刻，我这只田螺身上，感觉到了金校长的五个手指，不止三个。

我所授的课，会安排一个去外地采风环节，全班同学去了普陀山。当晚，在陆军招待所，大家举杯畅饮，非常奔放。虽是班主任，但学生都比我年长，我心里是没有师生界限的。

大家还是喝过了头，有位长我多岁的女同学喝哭了。可能另有心事，那一刻，她需要一点肢体安慰。她拥住我，我确实不可能因怕误会就很避让，我轻拍了她的肩头。大家都在桌边，应不会被曲解。但是，这个场景可以有三种以上描述。侧重不同，再加一点夸张和暗示，性质就截然不同，尤其对不在现场的人而言。

回上海，有好事者，兴奋地做了点传播上的努力。三传两传，说不清楚了。我想，等待我的，可能有一次警示性约谈。多天过去，没有动静。有人告诉我，校长直接找同学了解过情况，人数不少于十名。最后，事实清晰了，校方对我无任何责难。我明白，金校长是有所担当的。并非所有校长，都会这么做。这反倒使我深深反省了一下，尽管再发生同等事态，我可能还是照原样做。

上了两年课后，我对金校长说，我的成长期全部都局限在学校、局限在上海，我想去一个远地。他一下沉默了。

我联络好支边事宜后，新疆有关部门干部来学校致谢。金校长说，也许新疆更需要他，他也更需要新疆，学校只有支持他。

我在他的话里，不只听到一个校长的辞令，还感受到父辈的厚味。金校长，是肌肉很不发达的男子，但他富有洞穿现象的智慧。他常没有雄浑的挥洒，却有一种精致的力量。

两年后，我从新疆回来，决定自费出国。办妥后，我去和金校长话别。他还是那样，在可说可不说的地方，一定是不说的；在可以微笑，也可以不微笑的时候，他一定是微笑的。

临别，他说，你每年寄一张新年贺卡给我，我不一定回复，这不意味我没有收到。此后，我每年按约寄出给金校长的贺卡。有一年，收到他的一封信，告诉我他换了新址。接着，又一切照旧。

在海外很多年后，我回到上海。没想到，金校长已去世多年。我的贺卡，一直朝着他的方向而去，其实他早已不在。

有情感的地方，就会有离苦。

我和金校长的交往，无一餐一饮，平淡到仅是一些对话碎片。然而，他极其纯净的人格，如光芒照耀过我。某种意义上说，他给了我第二双眼睛，用以关切庸常中的清浊；人世的画面，由此而不同。

我一直在寻找他的墓地。他没有子嗣和友人，学校的职员也数度更替，渐渐就失去了头绪。我问过很多上海的陵园，没有他的名字。

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的安息之地。

在任何墓地，我总是说不出话来。在他墓前，也会无言。但我手里会有一束白色扶郎，它们将是我追念他的全部语言。

校长，我会来见你的；尽管，你没有再告诉我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