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鸣九皋，声闻于天

李景端

法国文学研究泰斗、多年老友柳鸣九兄岁末驾鹤西去。虽知他久病，但突闻噩耗，悲感之余，记忆中一桩桩往事，顿时涌上心头，不禁含泪着笔，聊表怀思。

我是1978年秋初识鸣九兄。那年11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广州越秀宾馆，召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当时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无疑属于“文革”重灾区，所以广州这次会议，承载着广大外国文学工作者和读者要求拨乱反正、重振信心的热切期盼。我国著名外国文学学者，除了钱锺书以外，包括周扬、梅益、姜椿芳、冯至、叶水夫、陈冰夷、季羡林、戈宝权、王佐良、杨周翰等等全到会了。上午大会上，周扬发言中公开批判了“文革”中摧残文化的错误，令首次听到这些话的与会者耳目一新。下午柳鸣九又在大会上，首次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名，他认为，诸如“荒诞派”“黑色幽默”“新小说”等西方文学流派，并非都是“颓废”的，不少“荒诞派”是用荒诞的手法，揭露和讽刺西方的阴暗现实，像《等待多戈》，更是积极地在等待和期盼光明。柳鸣九这一番开放的观点，使我深感震撼和钦佩，所以当晚我就冒昧上他房间去请教，承他热情地介绍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些概况，使我大有茅塞顿开之感，这也就成了我后来创办的《译林》外国文学期刊，思想比较解放的一个重要原因。

柳鸣九不仅是首位在学术大会上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名的学者，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还有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首创之举。例如首位把萨特引进中国，首位出版《加缪全集》，首位系统研究“新小说派”，首位撰写三卷本《法国文学史》，等等。更可贵的是，他把法国所有经典文学家，诸如左拉、雨果、福楼拜、伏尔泰、阿拉贡等几乎全研究到了。他的著作更是多得惊人，仅凭《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70部、1500万字，《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15卷、600万字，《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18卷、800万字这三套书，就可见其著作成果之丰富。所以柳鸣九在学术界，被人尊称为法国文学园地的“中国农夫”。

因为我知道他主要搞研究，所以无意向他约译书稿，但遇事求他，他总是极力相助。有一年我主办的“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原本聘请的一位评委因出国来不了，我立即找柳鸣九出席“救场”，他欣然答应。记得那次评委会上，当讨论到译林版《尤利西斯》时，柳鸣九认为，作者乔伊斯，译者萧乾、文洁若，萧乾写的长序，肯定这是一本名作者、名译者、名序言的“三名书”。后来这个译本果然评上一等奖，随后又评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我知道柳鸣九对钱锺书、杨绛夫妇非常尊敬，双方关系很好。“文革”时期柳鸣九经济困难，杨绛曾经多次给予经济帮助。杨绛与我闲聊时，也常赞赏柳鸣九的才华。有一年有人批评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其译文比别人少了好几万字。杨绛解释说，她是使用唐朝刘知几“点烦”手法，尽量精简译文中烦冗之字。对此曾引发一场争论。一次赴京，我同鸣九兄谈及此事，他十分支持杨绛，认为杨绛完全是从尊重作者塞万提斯出发。他说：“这不仅是真正发自内心地尊重人，而是真正做到了会尊重人。”我理解，柳鸣九自己也是一个会尊重他人的人。

杨绛写过一本《我们仨》，而柳鸣九却写过《他们仨》。有一次我问鸣九兄这两本书有什么差别。他笑答：没法比，杨老师是从妻子、母亲的视野，回顾她同丈夫和女儿相处的情景，许多细节充满着爱；而我是从父亲和祖父的角度，来回味与儿子和孙女相处间的感受，更多的是对后辈的关爱和期盼。我虽然没见过他的儿子和孙女，但从柳鸣九夫人朱虹那里得知，鸣九兄对这位孙女可真是疼爱有加，尤其是晚年丧子之后，对孙女更是呵护备至了。

鸣九兄一生学术卓著，声望极高，但他为人低调，生活简朴。至今还住在仅有几十平方米的单居陋室中，家中最显赫的财产，就是书。狭窄的书房里，仅他自己的著作就不下四百本。柳鸣九走了，但他留下的人品和书香，将永久留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