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喜剧”，彼此成全还是相互拆台？

◆龚金平

在观众的想象中，影片《满江红》书写的应该是岳飞的悲壮人生，但影片的类型定位却是“悬疑”，这多少令人疑惑，像是将一个厚重大气的题材，强行往精巧绵密的方向发展。发行期间，《满江红》又做了一张背景全红的海报，中间聚拢了一堆演员，极像20世纪90年代香港贺岁片的风格，海报顶端的“悬疑管够”成为陪衬，“笑到最后”四个字则成为显赫的存在。也许，发行方觉得一个冷峻沉重的悬疑故事，在春节档容易水土不服，于是另辟蹊径，把喜剧演员沈腾和岳云鹏作为卖点，为春节档的喜庆气氛添砖加瓦。这时，观众会下意识地预感不妙，因为2009年的《三枪拍案惊奇》，就是一部古装悬疑喜剧，观影体验可谓一言难尽。幸好，影片中的喜剧风格只是佐料，主要由岳云鹏饰演的武义淳和沈腾饰演的张大来完成，其余人物大都是肃严端直的，大的故事框架并没有因喜剧演员的加入而发生严重变形。

其实，悬疑和喜剧并不矛盾，影史上也不乏成功之作，如《调音师》（印度）、《扬名立万》《利刃出鞘》等。但是，“悬疑”和“喜剧”的气质毕竟相差太远，创作者若功力不够就会因风格混搭而使影片显得不伦不类。毕竟，“悬疑”追求严谨、惊险，“喜剧”则容易消解崇高与庄严，甚至通过夸张、误会、插科打诨等手法，将正常现实进行诙谐处理，将紧张的戏剧情境进行漫画化的消解。除非，影片的喜剧有苦涩、讽刺，甚至悲剧的底色，或者悬疑的情节本身就有游戏化的特点。

《满江红》的核心情节虽是惩处奸倭，但最高任务却是逼迫秦桧在众人面前背诵岳飞的《满江红》。这种情节设定比较生硬，要让一众“草民”放弃手刃恶人的快意恩仇，选择让奸臣遗臭万年，使忠良的情怀与志向流芳百世，不是不可以，而是要提供合理可信的逻辑，并展现人物的思想进阶过程。

《满江红》没有将一个戏剧冲突直接贯穿始终，而是通过延宕的方式，绕几个大弯之后，才让人物“曲径通幽”地得偿所愿。这种编剧方式确实满足了“悬疑”的要求。但是，影片潜藏的一个风险是，要让人物将大量次要目标一一完成，难免就会出现力有不逮或者露出破绽之处，影响剧情整体性的严密。每当这时候，影片就会依靠“喜剧”来转移观众对于情节逻辑的深究，使观众在开怀大笑或者会心一笑中忽略情节的牵强之处。

影片将主要场景都安排在一个院子里，外景只有院子外的空地，时间基本上浓缩在一个时辰里，再加上尖锐的戏剧冲突，比较符合戏剧的“三一律”。因为这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影片又涉及太多人物，导致许多人物的前史只能通过人物的语言来交代，感染力就会比较绵弱。例如，瑶琴等三位舞姬的背景，瑶琴与张大的关系，张大为何会从一个无赖混混变得坚忍刚毅，包括刘喜的背景等，都处理得比较潦草。

“三一律”还对场景的集中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在影片中就难以实现镜头呈现的丰富性。影片在影像上的匠心，主要用在拍摄人物行走的方式上。我们看到了两种主要的镜头运动方式，一种是高空俯拍的运动长镜头，保持了一种平稳流畅的客观性，也能凸显人物身在局中的渺小和无力感；另一种是低机位的跟拍。在这些跟拍镜头中，大抵比较平稳，只有人物情绪最激烈时才会出现镜头的轻微晃动。为了体现跟拍的多样性，我们看到了背面角度跟拍，侧面跟拍，正面全景跟拍，正面中近景跟拍，正面仰角度跟拍，等等。这说明，影片有意识地突破“三一律”的限制，带领观众看到了形态各异，更具动感的镜头运动。影片中人物的每一次行走，除了带来空间上的变化，还伴随着情节的一个小高潮和人物命运的一次转折，甚至自然地引出各色人等，有一种用空间变幻来串联人物谱系的精妙设定。

《满江红》的情节深究起来，确实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但影片突破了戏剧式结构的固定套路，在一条主线上开辟出几条支线，为一个单一的戏剧冲突层层设疑，并在高潮迭出、峰回路转的情节流动中，贴合了观众起起落落的情绪走向。此外，影片一方面遵从舞台剧对于“三一律”的要求，又在镜头表现方式上体现出单纯与繁复的变奏，在光线和色彩方面呈现从暗冷到明亮温暖的变化过程，并在不同内景的描摹和内外景的转换中，制造视觉上的反差与对比，都是影片在艺术上的匠心。影片对于“名节”与“生死”的思考，也折射其对于人生价值、人生目标的超越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