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的故事

张冰

1976年，母亲18岁，高中毕业，扎着两条大粗辫子，到离家十里地的公社林场下乡。

在母亲的口中，她下乡的地方叫“十围子王”，听起来十分神秘，像“铁帽子王”什么的。我查阅资料，才搞清楚这个字应该是“石”而非“十”。林场所在的村庄全称“石围子王庄”，意思是“被石头围起来的王家庄”。一旦把口语落实为书面语，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普通的村庄，神秘感烟消云散。

在我稀薄的记忆里，小时候，有一次，母亲骑自行车带我路过一个村庄，对我说：“这是我下乡的地方。”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环顾四周，眼前的一切像无数个北方村庄一样，乏善可陈。唯一特别的是有几处残留的石头围子，有七八米高，好像一圈城墙。秋天，阳光明媚。石头墙上的细草已经变成了枯黄色，潦草地横斜着。那是我和石围子王庄唯一一次照面。多年后，我记忆里这一小片闪光的碎片和村庄的名字对上了暗号，石围子王庄在我的脑海里忽然被照亮。我有点高兴，想：“就是它了！”

石头墙也许是齐长城遗址，也许只是一丛普通的古代城墙，总之，这是个有历史的地方。不过，母亲从未想过要去她下乡的地方寻根，何况石围子王离家那么近，仿佛抬脚就能到。母亲也不热衷在讲述中发挥想象。她年轻时数学好，语文差，读小说只看情节。她下乡的故事是平淡的。

林场有很多果园。收获的季节，水果当饭吃，至于真正的饭，只吃一口口。“一口口”是我们的方言，意思是一口饭那么少。

“那你觉得下乡苦不苦呢？”有一天，我问她。

“苦么？……说不上。下乡能吃饱。”母亲思索了一下说。

林场伙食不错，知青们每天盼着包大包子。包包子那天，大伙儿早饭就开始饿着了。像我母亲那样的小身板，一口气能吃二十个发面大包子。省下的饭票，买成窝窝头带回家给我姥姥。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多子女的人家吃饭还是个问题。母亲的下乡故事，很多就都和吃有关。

十八九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是有人要去地里偷东西吃。收花生了，管种子的人把花生浸上石灰，以防腐烂，来年做种子用。对浸了灰的花生，还是有人照偷不误。慢慢有流言出来了，说这些花生撒了毒药，吃了的人会中毒身亡。知青里有一位郝秃子，眯眯眼，剃光头，下巴上长一颗痦子，痦子上有一撮黑毛。郝秃子人并不坏，就是长相耽误了他。这天，郝秃子牙龈上火，吃了一粒牛黄解毒片，于是又有流言出来了：“郝秃子偷吃花生，快不行了，要吃牛黄解毒片解毒哩。”流言传到带队队长那里，队长哭笑不得：“牛黄解毒片我还是知道的，这个毒不是那个毒！”

另一个和吃有关的故事有一点悲伤。林场隔壁是部队。有匹抗美援朝的战马光荣退役，部队将它送到林场寄养。知青都很爱它，经常去和它说话。后来，这匹马年龄太大，老死了。喂马人把马的尸体续到一口枯井里，埋了一个土坟。这事儿不知道怎么被庄上的人知道了，有人便铤而走险，把马的尸体偷出来，吃了。这人很快被揪出，判了刑。母亲每次讲这个故事的评论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她说：“人真的饿急了，连埋在地下的马肉都吃。”有时候她又说：“怎么可以吃战马呢？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马，那是英雄啊。”还有一次她评论说：“那时候的人多纯洁，马死的时候我们都哭了！”

大概因为经历太过普通，母亲的知青点上没出来什么作家。林场里有个工人倒是特别爱写小说，还老让知青提意见。母亲阅读他的手稿，认为他写得乱七八糟，只好随意敷衍：“写得好写得好。”

“那他后来怎么样了呢？”我对这个文学青年的故事感到兴奋，追着问。

“后来？没怎么样。写不出头来，就出去打工了。”

我觉得有点遗憾。这就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

母亲的知青岁月就是这么平淡，没有激情，也没有苦难。其时，知青运动接近尾声，她下乡的地方有要好的同学，有食物可以果腹，还可以拿着知青证去隔壁部队看电影，很有尊严感。没过两三年，政策改变，她就招工回城了。

几十年间，城市不断扩张，从地图上看，石围子王庄已被城区吞没，变成了一所学校。有一天，我在网上检索信息时偶然发现，我们家旁边的那片安置房小区，安置村庄名单里居然就包括石围子王，可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年，却从不知道。母亲和她下乡的地方，居然以这种方式再次相遇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她一时有些愕然，石围子王，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名词。从此，母亲的知青岁月和石围子王一起，彻底成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