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白与刘一闻的师生之谊

吴欢章

青岛篆刻家苏白和上海篆刻家刘一闻有师生之谊。从1971年至1983年苏白给刘一闻的信札，是他们之间的友情录，也是苏白的心灵史。我觉得这些信札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是它贯彻始终所表现出来的苏白那种人品和艺品相统一的优秀品质，那种以美好人性为基因的文化人格。

待人以诚，肝胆照人，是苏白先生最为打动人心之处。苏白曾说：“人，就是以心换心，待人以诚，这样才能换取别人的信赖，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刘一闻就称赞说：“老师生来就是一个古道热肠、一心为他人着想的人。”苏白这种好品质，表现在教导学生上就是诚以求实，姑举一例：“看了你的近作有如下意见：‘我爱北京天安门’第一次的印有点太规矩，我认为这次的好些，笔力的轻重和伸展安排得当，有笔意，也表现出感情的喜悦明快，使人觉得有节奏感。此印除‘北’字外，其他字都还好，但‘北’字末笔太沉重，且和‘爱’字的末一笔雷同，显得板滞不自然，让人看了觉得有做作气。‘古为今用’一印章法还好，刀笔稍显细弱，但仍比‘厚今薄古’耐看，正如你自己说像哪家路子，我说不上来。‘古’占中线，‘薄’字有根据吗？‘厚’出自何处？边跋是学哪家的？我认为还是要多看古今印谱和名家名作。”你看这里有褒有贬，有肯定有否定，剔骨抉髓，精细入微。真可谓“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像这样的的评点文字，在信函中比比皆是，就像智珠一样闪闪发光。

苏白指导学生辈的眼光，不仅顾及当前，更瞻望长远。他一再说：“如果只求技法长进，成就也就有限了。”“刻印技法固然重要，但首先要有其他方面的广泛修养，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才是所谓‘功力’。”他教导学生要“虚心善学，取长补短”；要“继承传统，择善而从”；要转益多师，敢闯新路，“创造出具有个性语言的作品来”。

尊师重道，文人相亲，一派君子之风。在苏白身上，看不到“文人相轻”传统恶习的丝毫踪影。他师从篆刻大家邓散木先生，备极尊崇，邓老离世后，他到处苦心搜求先师的印拓及遗著，虚心学习。他对于艺坛前辈，如谢稚柳、陈佩秋、钱君匋、方去疾等，也极为尊敬，喜爱他们的作品，学习他们的长处。至于同辈艺友，如赵冷月、任政等，他也是互学互鉴。甚至对年轻后辈，他也是虚怀若谷，择优而学，譬如他谈到青年雕刻家吴子健说：“志健同志虽年轻，但刻印很好，寄来两印很可观，望见到他多讨些印拓来，以便互相观摩学习，又可使我接受点新东西。”苏白在教导学生时，也是反复强调：“老前辈造诣高，各有独到之处，虚心领悟可以速进”，“我非常赞成你和同道师友多接触，虚心向大家学习，这样进步一定更快些”。至于如何向别人学习，他也恳切地强调要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须去除成见，克服自身的不足，方能发现别人的优长之处。如他对之说：“你说你对来先生的作品欣赏不了，这是因年龄、阅历及‘门户（门派）’之见的关系，所以暂时不能欣赏得了的，但日久年深就会慢慢领悟的。”二是须从艺术多样化的角度去观察和肯定别人的艺术独到之处，他指出：“凡是成名的大家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有独特风格的大家就有片面性，人们之所以喜欢他的风格和艺术创见，就是偏爱他的这些所谓片面性的东西。”这些都是切中肯綮的规律性认识。

苏白留给我的又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去俗趋雅，艺求高远，奋斗不息。应该说，写这些信时，他已是一位篆刻名家，但他却时时存在危机感。他一再说：“我近所作自视有些趋俗，乏典雅之趣，这大概是多投众人所好以致如此状态”，“我的印还是俗的，而且越来越俗了，这也是很苦恼的”。他这里所谓的“俗”，就是缺乏个性，缺乏创见，缺乏新技法，缺乏高境界。所以在他这种危机感中，实际上潜藏着革故鼎新的决心和热情。在苏白看来，医俗的方法，就是“面对古人追步前贤，不断增加书本知识”，“眼下必须要打掉旧框框另辟新路径才能免俗”。我们可以看到，苏白在同刘一闻书信往还中，所重的不是生活物资的互助，而是金石资料的交流，他不懈地向历史先贤学习，向艺坛前辈和同辈学习，甚至向学生后辈学习，充满求知的渴望，就像一个奔驰在艺术跑道上的长跑运动员。他学到老，创作到老，永不停息也永无止境。

人品和艺品相统一，德艺双馨，是艺术家拥有健全的文化人格的重要标志。人品和艺品相统一的境界，不但是应该追求的，而且是可以达到的，这从艺术界无数德艺双馨的事实或是从苏白这个个例来看，都是铁一般的证明。

刘一闻先生将苏白先生的书信珍藏多年并编印《苏白书信辑存》一书出版，这表明两代艺术名家之间那种心灵的交汇、心灵的默契和心灵的融合，表明德艺双馨的薪火相传以至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