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做手术

孙未

周六买菜回家忽然肚子疼，越疼越厉害，菜都没能放进冰箱我就趴下了，只能先谷歌最近的医院。我本来是打算自己去医院的，肚子疼而已，又不是心脏病。打电话过去，结果医院直接问了我地址，给我叫了救护车，还告诉我一定要在晕倒之前把门打开，否则救护人员就不得不破门而入，门坏了他们不赔的。嗯，不愧是德国人，这都能想到，够严谨的。

我没晕倒，结果开门进来了三个穿着制服的大块头，把我买的菜都踩烂了。我觉得就算是我晕倒了，也不需要三个吧！

开局很美好，让我觉得德国医疗系统还是很给力的，然而接下来很快惊喜变成了惊吓。接诊的医生是一位年轻姑娘，我疼得满地打滚，她的神态举止特别云淡风轻，一直保持温婉的沉默，主要靠手势沟通，难得说句话语速也超级慢，给我简单检查了一下就说：“没事，今晚住进病房，洗洗睡下，下周手术。”那医生，如果是确定要做手术，肯定是挺厉害的病吧，你倒是告诉我是哪个零件需要手术呀？至少你今晚得给我用点药吧，就这么洗洗睡了我还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吗？原来，她刚刚来自阿塞拜疆。好吧，我明白了，难怪她既不说话也不开药呢。

我奇妙的历险就这么开始了。第二天我遇到的医生来自土耳其，第三天的来自摩洛哥，第四天的来自伊拉克。护士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肤色，各种民族装饰，有的要靠法语来交流，有的能听懂些英语。幸好我的博士课题属于比较文学专业，借着这个光我能讲德语英语和法语。然而在这个德国萨尔州的首府城市里，我相信大多数病人都是德国本地人，他们在这个医院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

很快我就发现护士给我吃错了药，这种药的商标名称和另一种我应该服用的药品名称拼写很类似，我跟她们讲了半天，她们依然不理解，商标和药品，那是两回事。当时我的感受就是，怎么说呢：学无止境，只有被送到德国的医院里，才知道我学的语言种类还不够多，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也是必要的。

除此之外，我觉得德国医院一切都很严谨，医生护士每天好几次轮班，每小时都有每一班人马必须完成的任务。这种严谨造成的问题就是，病人感觉自己俨然就是被维修的汽车。比如说，每天我都会遇到一个新的查房医生，每个医生都不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手术前，有麻醉师等五六拨人分别有条不紊地跟我进行了术前谈话，让我签署了各种手术致死不偿命的文件，但是呢，我从没见过我的手术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和我的手术医生聊几句呀？我总得知道，为什么给我做手术，这手术到底要在我身上干点啥吧？”这个问题我问了十几次，因为眼前的医生护士每隔几小时就全线换新一次。他们的回答都是：“额，我们也不知道您的手术医生是谁啊。等您手术的时候，被安排的医生就来了。不过那时候，您应该已经被麻醉了吧。”

就这样，险险在手术前三分钟，我终于见到了已经戴上帽子、口罩和手套的手术医生。那时候，麻醉师已经捉住了我一只胳膊，手术医生又是一个大块头男人，看不见头发的颜色，他的德语带有非常浓重的斯拉夫语系口音，很可能是来自战争中的某一方，我只能希望他不是前几个月为了躲避战乱才刚刚来到德国的。

手术数日之后，我在走廊里见到一个大块头迎面而来，我看了足足一分钟，忽然认出来，这就是给我做过手术的医生呀！当时他被帽子口罩蒙得严严实实的，现在我才看到，他压根没头发。我热烈地向他打招呼，他也认出了我，也惊讶于我头顶浓密的天然卷发跟爱因斯坦的一样乱，手术当时我也是戴着病人帽的。他非常地高兴，因为有一辆他维修过的汽车居然认出了他，大多数汽车都是在昏迷中来昏迷中去，没人知道是谁维修了它们呀。我也非常地高兴，因为一周之内在这家医院里看到同一个医生两次的概率很低，那种严谨而疯狂的轮班已经差点把我变成一辆无法识别人类的汽车了。我们尬聊了一会儿，由此我知道，他来自乌克兰，好几年前就来了，父母也早就来德国一起生活了，但是他父母的老房子在这次战争中被炸毁了。我由衷地说：“您的家人都平安无事，这真是太好了。”

出院当天，医院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为我支付了费用。我就这么结束了在德国医院的历险。后来我问德国的朋友，为什么德国的医院没有德国的医生？朋友们告诉我，医院工作辛苦而且薪水也不高，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又问，德国那些有钱人如果是买了私人医疗保险的，他们住院做手术是不是惊险程度会低一点呢？回答是，他们也是去这几家医院，但是他们可以挑选医生。我回想了一下当时在医院里看过的医生名单，我从没谋面的主任医生名叫穆斯塔法，高级医生名叫哈桑。哈桑这个名字曾出现在《追风筝的人》这部小说中，这个故事发生在阿富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