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世荪
“杆”字有时和“干”字相通,明代《正字通》:“杆,古作干,俗加木”。汉语词汇里有“一杆子”的说法,各地方对其含义的理解却是天差地别。譬如用关中方言讲:“这些人都是一干(杆)子货”“来了一干(杆)子人”,指的是相同的、一路上的人;1958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老乐又拨给他一干子人”,指的是一部分;俗话说“有枣没枣打一杆子”,意思是拿着杆子打一下枣树;还有一说:“杆子”是古代一种计量方式或计量单位,一杆子大约合3.3米,也就是一丈,“八杆子打不着”所借喻的距离就是八丈,而“八丈”正是“远”的标志:“离开八丈远”“跳得八丈高”。
上海话里也有“一杆(干)子”的说法,但与上述释义均无关系,指的是独自一个人。“一杆子勒自说自话”,即自己在自言自语;“伊喜欢一杆子独吞”,意思是他热衷于吃独食。有一首上海南汇的民谣唱道:“我上昼织手巾,下昼戴帽子,我做男做女一干子”,就是述说一个人撑持家庭的苦恼。“一杆子”的这种用法,在《海上花列传》《九尾龟》,弹词《三笑》《合欢图》等清代吴语文艺作品中特别多见。按照现在的标准,这些作品的语言底板都是苏州话,但是当年上海还隶属于江苏省,吴方言的代表就是苏州话。清代晚期,吴地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东移,许多苏州话也在沪上蔓延、生根。清末陆士谔在其小说《新上海》中描写:“前天兄弟一个(干)子在虹口闲走,宕到均益里弄口,瞧见了一个寡老”;“一干(杆)子”已经自然融进上海话语境中。陆士谔生于青浦朱家角,可算是地道的上海人。1910年,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印行的《生活方言练习》里,用沪语仿照秦始皇的口气:“我用一干子个力量咾已经得之天下,应该享享福气”;这本练习是为当时在上海租界供职的工作人员月考而编写的,反映的基本上也是上海那时的语言习惯。
“一杆子”一词在今天上海人口中已难得听见;按《上海方言词典》的说法,“新派(上海人已经)不说,郊区松江一带仍用”。该词典面世距今又过去二三十年,2013年出版的《上海地区方言调查研究》里,果然找不到那个“一杆子”了,所载松江方言里只有相近的“独杆子”,好歹隐约见到些许影子。离上海约一百公里的苏州,人们依然把独自一人说成“一杆子”;看来本就意为孤独的“一杆子”,在上海文化里留下诸多遗迹后,又“一杆子”回到苏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