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心中眼里的“天下”

上图：2019年4月14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在河北西柏坡毛泽东旧居外的磨台前讲课。

左图：复旦大学老校长、新闻学系老系主任陈望道。

上图：1978年，詹国枢在复旦大学图书馆。

上图：2018年2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吴雨浓在肯尼亚参加野生动物保护项目。

下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在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实习。

从老师在三尺讲台上的教学科研，到学生深入社会的从业实践，90年来，几代人薪火传承，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新闻人的智慧与热爱。

记者｜王仲昀

深秋十月，当《新民周刊》记者推开上海市杨浦区国福路51号西侧的一扇黑漆大门，一幢正面望去呈“凸”字形的黄色独栋小楼映入眼帘。绿树环绕，墨绿色的窗框彰显着岁月流逝的痕迹。这里是复旦大学老校长、新闻学系老系主任陈望道先生的旧居，而今已作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于去年5月重回公众视野。展馆前的陈望道雕像下镌刻着几个字：“信仰的味道”。

诚如斯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之所以能历久弥新、屡创辉煌，根本原因在于一代又一代如陈望道这般杰出的新闻人辛勤耕耘、坚守信仰。从老师在三尺讲台上的教学科研，到学生深入社会的从业实践，

90年来，几代人薪火传承，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新闻人的智慧与热爱。

“信仰的味道”

提到复旦大学，提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便是陈望道。很多人熟悉陈望道，在于他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首位翻译者、中国现代修辞学的重要奠基人。事实上，在复旦大学度过的漫长岁月里，他不仅将毕生精力奉献给这所大学，也与复旦大学的新闻学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成立。“望老是1920年到复旦国文科工作的，最初他开设了文法、修辞学课程，后来又与邵力子一起开设了新闻学讲座。1927年，望老担任中国文学科主任之后，把新闻学讲座扩展为新闻学组，特聘新闻名家讲授‘新闻编辑’、‘报馆组织’、‘新闻采访’与‘新闻学’等专业课程。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才有可能把原来的中国文学科分成为中文和新闻学两个系，从而才有了当时复旦的新闻学系和今天的新闻学院。”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道。这便是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最初的由来。

1930年，陈望道先生为保护左派学生，被迫离开了复旦大学。为复旦新闻学系创立作出重要贡献的他，并没有远离熟悉的新闻事业，而且积极投身于新闻实践。他开大江书铺，出版大量介绍新文艺思想的书刊；他办报纸，是《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的主编；他创办《太白》和《大江月刊》两份杂志，同时出版《修辞学发凡》《因明学》《望道文辑》等著作。这段经历使得日后陈望道先生所主张的新闻教学改革拥有了极为丰富的田野经验。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也迁往重庆北碚。1940年，陈望道回到了阔别10年的复旦大学。这一次回归，他先是于1941年出任新闻学系代理系主任，次年又正式成为系主任，直到1950年才因校务繁忙而主动辞去了新闻学系主任一职。从1942年开始，陈望道身体力行，在这8年的革命岁月里将复旦大学的新闻学系打造成一批真正具有信仰的新闻人的聚集地。

为培养出“有巩固基础、有发展前途的新闻文字工作者”，陈望道极为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理方面，除了“采写编评”相关专业课程，陈望道将《哲学原理》《伦理学》作为必修课。他希望新闻学系的同学具备必要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辩证地看待问题。而对于学生的实践培养，他的理念也别具一格。当时他为锻炼学生从身边的事物中发掘素材的能力，建议学生去学校附近的茶馆练习写作。

陈振新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提到了一个故事：当年在重庆，有一天陈望道上课，进教室后他不急于讲课，却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求同学们回答：“哪一位同学能告诉我，我们每天来上课要经过的那座桥，两边的护拦杆有几根？”同学们面面相觑，没有人举手回答。陈望道严肃地告诫学生，作为未来的新闻人，要随时注意身边的事情，要有敏感性。

此外，重庆时期，陈望道还募集资金，创办了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新闻馆设有编辑室、会议室、印刷所、图书室以及收音广播室等，为当时复旦新闻学系的教学实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地。谈到这背后的故事，陈振新也连连感慨当年望老的艰辛。1944年，抗战已进行到后期，正是条件最为艰苦的年代，在这时创办新闻馆的难度可想而知。自那年夏天起，陈望道到处借钱筹款。为省钱省时，他每天都是买个烧饼，喝杯水，就算作吃了顿饭；晚上睡在朋友家满是臭虫的床板上。如此历时将近半年，终于解决了资金的问题。过于劳累的陈望道之后也大病一场，足足休养一个多月。1945年4月，新闻馆终于落成。“虽然只是十几间用竹片涂上烂泥造起的平房，但在当时看来，难度不亚于现在造一座高楼大厦。”陈振新如是说。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与复旦新闻学系的故事还在继续。据陈振

新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虽不再是新闻学系主任，但他仍把新闻学系当作儿女来培养。正因为这种感情，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一听说复旦新闻学系要撤消，陈望道急得不得了。之后他两次专程去北京，找教育部不行，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最后毛主席说“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新闻学系才保留下来，这座新闻人信仰的殿堂得以矗立至今。

开阔的世界

老一辈的新闻人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革命岁月中打下了坚实的办学基础，此后一代代学子从这里走出，继往开来。新闻学院1949级校友、原陈望道秘书蓝聚萍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年我们新闻学系的学生在我看来特别单纯，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往哪里。带着这样的信念，很多同学毕业后便奔向全国各地的媒体，将新闻学系教授的知识学以致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便是蓝聚萍提到的学子中的一员。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他表示当年原本报考复旦哲学系，但不知为何最终被新闻学系录取。“常言，选择决定命运。我的这个选择，似乎有些被动，然而歪打正着，人生这关键的一步，很庆幸是走对了。刚到复旦读书时，突然从金沙江边小县城来到长江入海口的大上海，只觉得世界突然间开阔了许多，满眼都是前所未见，前所未闻！入校第一年，有些激动，有些好奇，还有些自卑，有些惶恐。”这是詹国枢入学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詹国枢在新闻学系求学时，除了学好专业知识，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表达欲。在当时，爱表达的詹国枢钟情于小说。“之所以尝试写小说，是受环境影响。新闻学系与中文系是兄弟系，彼此接触较多，看到人家写出了那么多精彩的文艺作品，我们学新闻的只有佩服的份儿！大家明白，今后从事新闻工作，吃的是笔杆子这碗饭，笔头不硬是不行的。于是，抱着练笔的目的，全班同学开始练习写作。”抱着锻炼笔头的理念，詹国枢开始了小说的写作，没想到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便成功发表。

“我第一篇小说取名《回家》，写的是‘文革’期间的故事。虽然是‘瞎编’，但也有些依据，再加点合理想象，最终居然将故事编‘圆’了。后来投稿给湖北一家杂志，没想到很快发表了。我当时非常激动，一夜难以入眠。”写作的习惯自那时起就一直保持至今。今年已经70岁的詹国枢，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仍然保持每两天发表一篇新闻评论。

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之前，詹国枢已经成家。学习之余，他也与新闻学系的其他同学在生活中留下了美好回忆。“当时我已经有5年以上工龄，可以带薪学习，但薪水实在有限，寒假从不回家。同寝室几位上海同学大建、小潘、小顾、光明，轮流请我到他们家里过春节，大家其乐融融，让我这远方游子体会到家的温暖。还记得有一位湖南同学何恒运，有次他回到学校，拿出带来的香肠、腊肉，放在饭盒里，找些枯枝，在卫生间烧热后我俩大快朵颐。”

入学时恰逢“文革”结束恢复高考。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时代的烙印同样留在了詹国枢这样的新闻人身上。“80年代，是新中国历史上非常有活力、非常有激情、上上下下勠力同心，一个心眼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令人难忘的年代。正因此，我们求学四年，可以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加之我们的系主任王中教授以其胆识、水平和智慧，言传身教，给了我们宝贵的知识积累和品德教育，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乃至影响到了我们下半生的新闻从业道路。我们新闻学系77级同学到各个地方后，大都能坚守良知，奋力拼搏，不计名利，埋头苦干，与这一段求学经历大有关系。”詹国枢说道。

数十年来，许多新闻学子和詹国枢一样：初来复旦时，上海于他们而言是“开阔的世界”；凭着在新闻学系的学习被赋予的学识与品格，他们毕业后奔往更加开阔的世界。

青春的朝气

没有人会永远年轻，但总有人正年轻。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迎来90岁生日之际，“90后”与“00后”的年轻学子成为这所学院的生力军。互联网时代，学生接触的信息更加丰富，在大学阶段面临的选择也愈发多样。但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总有一些属于复旦新闻人的传承不会变。

谈到如今对于学生的培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刘海贵教授表示：不论在课堂上多少年，作为老师就是要坚持在讲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创造一切可能，有意识地把学生推出课堂，将学生带到实践当中去。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理念，在今天的复旦新闻人身上，又散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吕京笏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名2017级的本科生，已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评论多篇。在他看来，这一切离不开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兼执行院长张涛甫教授的新闻评论课与“特别评论小组”。张涛甫老师给了很多学生评论员发稿接触业界的机会，这种机会对于他们非常难得。

复旦新闻一以贯之的核心教学理念让“90后新闻人”受益匪浅，而在他们身上，人们也看到了关于未来的多样性。温晓宇现在是新闻学院三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同时他也在两年前成为上海市杨浦区的人大代表。在谈到毕业后的打算时，他说：“即便我现在身处毕业的关口，我也从来没有因为择业的问题特别焦虑过，我知道我要朝着哪个方向努力。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和复旦，以及新院的教育有关。”

新闻学院的大四学生吴雨浓，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的同时，正准备奔赴南非，这并非她第一次前往非洲大陆。早在2018年2月，她便跟随“保护世界上最后的北方白犀牛”野生动物保护项目去往肯尼亚。在非洲精彩纷呈的经历里，年轻的她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和自己。

“早早有了人生的答案，一眼能望到头，这种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如今，吴雨浓的方向愈发明晰，她把关注点着眼于国家与企业的对外传播策略。今年5月底，经过层层申报与选拔，吴雨浓如愿来到北京亮马桥使馆区的中国-东盟中心实习。“在这里，不仅圆了我的国际组织梦，更让我从国际组织、政府等视角重新认识了新闻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吴雨浓说，实习期间她通过参与第二届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看到了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各方媒体是如何扮演好“桥梁”的角色，从而促进各国相互理解。年轻的新闻人，正把复旦新闻的信仰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张舒卉、张申博、舒钰嫣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