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图：高更作品：《弹吉他的中年男人》。这位艺术家是毛姆的代表作《月亮和六便士》的原型。

左图：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下图：英国小说家毛姆。

上图：《当我们被生活淹没：卡佛传》。

下图：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

他写道：“害怕活得太久。害怕死亡。”就是在这种极端的矛盾中，他活着。

记者｜何映宇

人到中年不得已，威士忌里加枸杞。

书法家朱敬一的一幅怪咖书法作品曾经引发广泛共鸣，在朋友圈疯传。

是啊，人到中年不得已，连“黑豹”乐队的老炮赵明义，都要在保温杯里放枸杞，普通人生活里的一地鸡毛也就可想而知了。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夹心饼干的滋味可不怎么美好。

在小说中，池莉在写武汉中年人的冷与热；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中年证券经纪人，要走自己内心想走的路；而厄普代克笔下的“兔子”呢？跑了。

中年危机是小说家热衷表现的题材。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啊，小说中的中年危机，步步惊心。

冷热自知

《金瓶梅》的第一回回目是“西门庆热结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冷与热，一枚事物的两面，冷的一半是热，热的一半，是凉凉。

虽然池莉不是贾平凹，写《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时显然没有像《废都》那样往《金瓶梅》上靠的意思。但这并不妨碍殊途同归。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开头，猫子的小卖铺来了个买体温表的赤膊男子，结果，猫子递给他体温表的一刹那，体温表就在阳光下爆裂了。暗示这个家庭即将从热转冷，而矛盾，就隐藏在冰山之下。

《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尼古这个名字有点奇怪，尼古丁？尼姑？还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更可能的是泥古的谐音。陆尼古曾经的工人阶级自豪感，在新时代面前分崩离析。他的儿子陆建设也无法人如其名，只能靠在街头行骗来维持生计。他没有赶上好时候，当陆武桥的女友宜欣要离开时，陆武桥大发感慨：

我们抓不住时间这个玩艺！

时间都去哪了？时间在这一代和另一代人的身上是公平分配的，可是其结果却大相径庭。赶上了好时候，考上大学，按部就班就可以小日子红红火火；没踏准节奏呢？一步错步步错，这日子怎么过怎么别扭。这就是一个武汉普通工人家庭的日常生活现状。

《来来往往》同样如此，进入商品经济年代，社会慢慢走向转型期。康伟业与家庭也陷入了失落的境地，这时，他看到了也看清了自己的力量，决然“下海”，并初步成功。而段丽娜，出身于“高干”阶层，曾经历“权贵”阶层的生活又失去而成为一名普通的妇联干部，似乎从观念上还是无法接受已开始变革的社会现实。这样，两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冲突不断加剧……

当过知青的池莉，她笔下的烦恼人生是芸芸众生的生活秀。生老病死、结婚离婚、买房分房，各种烦恼，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也不是所有的中年男女都这么苦哈哈，《失乐园》中，当事业失意的久木遇上书法教师凛子，恰似干柴遇上烈火，两人由此擦出一段惊天动地的中年恋情。为了不从巅峰跌落，两人决定迎向至福，而至福降临的那一刻，他们突然慨叹：“活着真好！”是啊，活着真好，中年有危机，但中年不是终点，人生虽然过半，但人生还很漫长，需要你慢慢体味。

但更多的时候，人到中年品尝到的是苦涩的滋味。

毛姆的代表作《月亮和六便士》的原型是著名的印象派画家高更，这篇小说是毛姆在游经塔希提岛，回到欧洲后写成的。

在小说中，高更的名字变成了思特里克兰德，一个多少有点拗口的名字。思特里克兰德原本是证券经纪人，有一个看似幸福的家庭。可是，在平淡的生活背后，有着一颗骚动而不安的心。

月亮代表理想，六便士代表现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你怎么抉择？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怎么抉择？

他渴望冲出世俗的樊篱，投入艺术的怀抱。在此之前，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但是当他下了这个决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理解他。毛姆将他笔下的小说主人公置于非常极端的处境之中，来审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现实当中，1883年1月，高更事先未曾与妻子、友人商量，毅然辞去贝尔丹证券交易所的职务，以便能“整天绘画了”。那一年，他35岁。但是他并没有和妻子立即断绝关系。1884年，为了紧缩开支，元月，举家离开巴黎，迁居鲁昂。11月初，又迁往丹麦哥本哈根，投奔岳父家。没了高薪的工作，高更和妻子以及岳父之间自然产生各种矛盾，这是他们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1888年10月，梵高写信邀请高更前往他法国南部阿尔的家里过冬。和高更相比，梵高更像是一个真正的屌丝。他穷困潦倒，靠弟弟提奥资助绘画和生活，由于贫困失望，对生活失去信心。

他一开始住在矿工家里，1881年，他向新寡表姊凯·沃斯求婚不成，只身赴海牙。

1888年5月，他迁入拉马丁广场上的“黄房子”，10月20日高更来与他同住，但就是高更也受不了梵高的怪脾气，就在这一年的12月23日，梵高因精神失常，割下一只耳朵。

很大程度上，梵高和高更的孤独都是因为他们特立独行的性格，因为特立独行，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常人不同，才会画出那样特别的画，而另一方面，这样的性格，也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许多苦难，这是他们必须承受的命运。对梵高来说，他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呢？很明显他是不满意的，如果他满意，他不会痛苦，不会发疯，不会画出扭曲的星空和向日葵，这些，都是他痛苦内心的投射。可惜，在他生前，没有什么人理解他。在他生前，他只卖出过一次画作，那是1890年1月，在布鲁塞尔的群展上，梵高卖出了一幅画，画的名字叫《红色的葡萄园》，一位叫做安娜·博赫的比利时画家买走了它，价格400法郎。

如果没有梵高弟弟的妻子为梵高的油画卖力吆喝，再加上他传奇的人生经历给观者造成的心灵冲击，梵高的作品可能仍像他生前一样默默无闻。不然，同样的绘画作品，为什么在梵高生前，无人问津，在他去世之后，身价却水涨船高呢？

卡佛：一个美国中年男人的荒凉

上世纪60年代中期，雷蒙德·卡佛突然对长篇小说失去了兴趣，也许他写过，天知道呢，在他去世后所有留下的文稿中，最长的也就是万字以上，没有一部小说达到长篇小说的篇幅。他说：“这直接导致了我对诗和短篇小说的爱好。进去，出来，不拖延，下一个。”他这一生与诗歌和短篇小说为伴。

另一位美国“简单派”的重要作家杰弗里·伍尔夫曾经教导他的学生：“别耍廉价的花招”，卡佛觉得这句话还不过瘾，他想说的更简单：“别耍花招。”不管是廉价还是精心制作，他都不需要。他觉得一些日常的事物，比如一双旧鞋子，或是落日夕阳，就能让人目瞪口呆。

于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些看似可有可无的故事。雷蒙德·卡佛向人们讲述他们平凡的美国大众恍惚而又不确定的生活状态，他本身就是其中的一分子，所以写起这样的小说来自然是得心应手。卡佛说：“我自己就是这些劳动着的穷人中的一分子。对于他们，我充满了同情。他们是我的人们。”他要画一张美国穷人的浮世绘，他的迷人之处也许就在于此。

和小说一样，他的诗歌也在贬抑着诗歌的实验性。当达达主义的浪潮横扫古典诗歌的金科玉律，使得诗歌和实验小说一样成为一个极端开放的领域时，卡佛在固守着现实的领地。

他说自己喜欢纳博科夫，一段看似无关痛痒的对话就能让他头皮发麻激动不已，他将这视作自己的信条。他达到了，他总是强调尺寸感、适度感和准确。

但他所描写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一个美国中年男人的荒凉，被蛛网笼罩，被失眠困扰，醒来后会惊讶地发现，自己额头中央、眼睛上方的位置上，会有一道抓痕；室内没有其他人，只有他，他突然发现，自己就是“一个用自己的手对付自己的人”，生存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生存就是和自己的搏斗。和肺癌，和酒精，和无穷无尽的空虚。他的注意力总是无法集中，这是他无法阅读和写作长篇小说的重要原因，从医学角度来看，这是神经衰弱的典型症状，他的神经长期紧张。

他酗酒是家庭遗传的结果。从《我父亲22岁时的相片》中不难看出他父亲也是这副德行：

他的一只手中提着

一串黄色的狗鱼，另一只手

则攥着一瓶卡尔斯巴德牌啤酒。

对于自己身上的痼疾，他是怨恨的。他说：“父亲，我爱你，但我怎么能说谢谢你，我难道不也是个酒鬼？”

在酒精的麻醉中，他可以暂时忘却一些人生的不如意，同时，酗酒生涯也惠泽着他的写作。他的多少小说名篇写到了喝酒？《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中的利奥一边喝酒一边看电视，这成了他逃避生活的一种途径。《我打电话的地方》讲的也是酗酒者的故事，在卡佛的身上，美国梦已经完全破碎，剩下的只是一地生活的碎片，日常的琐事占据了他小说和诗歌的大量篇幅，他写道：“害怕活得太久。害怕死亡。”就是在这种极端的矛盾中，他活着。

但是正如他在诗歌《空虚》中所写道的：“室内的幽暗氛围为某种顿悟所充满。”在反对小说诗歌的形式革命的同时，他没有放弃一种隐秘的神性。格非说：“他去世前不久，曾在家中的阳台上长时间地注视着花盆里的玫瑰。他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似乎有点神秘。”《幸福》中的那种欣悦感，他对幸福的判断，也是建立在一种不可言说的言说之上的，他说：“它又超出了/任何一个谈论它的早晨。”这也许就是当格非让他的学生们阅读卡佛的代表作《大教堂》时，几乎没有人懂得他究竟要说些什么，表达什么意图，为什么要将“大教堂”作为题目的原因之一，虽然他们对他写的故事一清二楚。

1987年，卡佛被诊断出罹患肺癌，这是他长期抽烟的恶果。他于死前两个月与同居九年的苔丝·盖拉格结婚，两人在最后的日子里汇编完诗集《通往瀑布的新路》。《医生所言》这首诗就写自他患了癌症之后，这时的卡佛已经无计可施，他所面对的是即将来临的残酷的死亡，医生看来已经对他不抱任何希望，他对卡佛所说的话已经不再是医学用语，而是让他去忏悔，求助于上帝的期望：

他问我，你是个虔信的人吗？你会在格罗夫斯的森林中

跪倒在地，祈求上帝施以援助之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