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呼兰河传》
苗炜
专栏作家
Columnist
读书，写字，旅游，锻炼
《呼兰河传》完全不顾及行内的规矩和读者的阅读习惯……
呼兰河是松花江的一条支流，呼兰原来是一个小县城，就在呼兰河边上，现在是哈尔滨市呼兰区。几年前，我从哈尔滨市里去呼兰玩，经过呼兰河，参观了萧红故居。故居是很大的一个院落，大概有七千平方米。萧红原名叫张廼莹，老张家是大地主，到他爷爷这辈儿已经衰败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张家当年还是有不少土地。萧红1911年的端午节出生在呼兰县，1942年1月死于香港，没活到31岁。她成年后的十来年，基本上是在漂泊状态下度过的。《呼兰河传》在漂泊状态下动笔，最后在香港完成，是生命最后阶段对童年的回望。
年轻时读过，读得太快了。最近重读，才发现它的好。比如萧红写她和爷爷在后花园里玩，“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翻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这是一个孩子仰望的视角，抬头看爷爷，爷爷背后是天空，天空的云压到草帽那么低，这是一个广角镜头。再比如《呼兰河传》后记中有一段话——“呼兰河这小城里面，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八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作者这里用重复对比，是要我们体会到那种重复是不可能持续的。
《呼兰河传》写的是童年经历，萧红在遣词造句的时候，就不能使用太成熟的语调。用儿童的视角打量呼兰这个小镇，是一种受限制的视角，儿童视角下的语言也是一种受限制的语言，一个儿童视角的作品，用的词不能太复杂，修辞手段不能太复杂。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大量使用比喻，比喻通常是用已知的东西去描绘未知的东西，用具象的东西描绘抽象的东西，儿童接触成人的世界也遵循这样的逻辑。《呼兰河传》不是以情节推动的小说，所以阅读也不能太快，要放慢节奏。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乡土社会是一种有机团结起来的熟人社会，乡村人民所面对的正是一个无须选择、先我而在的环境，在这种面对面社群中，“人靠了他的抽象能力的象征体系，不但累积了自己的经验，而且还可以累积别人的经验。上边所谓那套传下来的办法，就是社会共同的经验的累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费孝通先生这本书在分析农村社会的结构时，用了很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术语，比如“团体格局”“权力结构”“文化范型”“血缘”“地缘”等等。我们看《呼兰河传》，不一定能看清楚结构性的问题，但那种无须选择、先我而在的环境，那种环境施加于人的折磨却触目惊心。
第五章写的团圆媳妇受折磨而死，第六章写有二伯，感叹“人活一辈子是个白活，到了是一场空”。第七章写的冯歪脖子，说人们都等着他那个小儿子死去，等着冯歪脖子自尽，“冯歪脖子自己，并不像旁观者眼中的那样的绝望，好像他活着还很有把握的样子，他不但没有感到绝望已经洞穿了他。因为他看见了他的两个孩子，他反而镇定下来。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他不管他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他看看别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做”。萧红的语言在这里有点儿“拙”，但这种“拙”非常有力量。
有评论家说，萧红的文学，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场域中，是弱势文学。《呼兰河传》完全不顾及行内的规矩和读者的阅读习惯。但萧红是一个自觉的作家，弱势文学本身的革命性就在于其蕴含的人道主义和自由。我年轻时对此体会不深，年纪渐长，倒发觉了其中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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