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薪这一步不踏出便是绝路

沈雷

这几年，每到秋去冬来的时分，坊间总会传出几则有关中国足球的未来政策动向。尽管，这些传言中的“未来政策”通常伴随着争议，但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会在来年春天落地成真。至于效果，那自然，呵呵。

今年并不例外。在输给叙利亚、里皮去职后不到一周，中国足协便发出了《中国足球协会关于各职业俱乐部暂缓签署球员工作合同的通知》，为实质性推动“限薪令”做最后准备。

不过，这其实并非一则“崭新的想法”。早在去年此时举行的职业联赛会议上，足协已与各俱乐部讨论并制定了包括限个体薪水、限整体工资额度、限投资人注资额等在内的财务监管规程。如今推进执行，并不令人意外。只是这个时间点非常赶巧，也留给了外界想象的空间——是否因为国足在世预赛上的难堪表现，才推动了政策落地？当然存在这种可能性。就出台时间而言，这则通知确实存在古怪之处：按国际惯例，自由球员在合同还剩不到半年时就可与新东家签约，而中国球员的合同到期日普遍在年底，因此，更严谨的做法应是在6月左右就暂缓签约，不然仍有可能遗留下不少让未来难办的“垃圾合同”。

“限薪令”本身其实争议性不大，这与之前陆续随着批评现身的政策不同，因为这个需求并非来自管理机构自身，而是市场主体已经深受高薪所害。在恒大刚介入中国足球时，顶薪球员的年薪约为五六百万元，六七年前这个数字翻了一倍，而如今，则高达二三千万元。就在这几日，有媒体曝光，某位今年下半年才在中超稳定打上比赛，此前曾出国转内销的国内U23球员，年薪高达八九百万元。毫无疑问，如此高薪已经严重背离了该位球员的能力。这一数额在日本国内联赛已属于最顶级球星，在欧洲，也已接近二流球员的水准。这只是一位在中超都只能算刚刚起步的年轻人的收入，很难想象，这份高薪会让他产生多大的动力去继续提高自己；同样，对至少拥有一二十位如此球员的一家俱乐部，要背上多重的薪酬包袱。

由中超而起的泡沫早已波及到低级别联赛，今年多支中甲、近半数中乙球队未能如期上交半年度的薪酬发放证明，这已经体现了中国足球的市场基石面临严重的危机，一旦不加以遏制，中国职业足球很可能面临硬着陆，而此局面可能比冲不进世界杯更具有摧毁性。很多人担心中国足球“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但限薪这一条，不属于政策强行介入，而是市场主体确实对此有需求，但又无力自拔，此时介入可以纠偏。就目前已知的情况，此次限薪所拟定的国内球员年薪上限为1000万元（国脚上浮20%），不像20年前的那次行政强制限薪，由于设定金额过低且常年没有变更，因而完全失去可操作性。但在执行等细节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还是空白，如随时间上浮比例、第三方监察、信息公开制度等。但限薪乃至限投入这一步，是必然要踏出去的，且越早越好，就此而言，这或许是国足输给叙利亚的最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