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底出台“限薪”成最大争议点

中国足协2020赛季新政出台的时间比此前预期的时间晚，截止到目前，尚无明确的说法。据悉，造成这种延后出台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被上级叫停；二是新政中的限薪条款确实存在很大争议。

特约记者 赵睿

刚刚结束的东亚杯，中国男足选拔队与日、韩二流甚至三流球员组成的队伍同场竞技，差距触目惊心，外界有调侃称“看中国球员踢球全是电影里的慢动作。”

然而，中国足球职业球员的薪酬却高得令人不可思议。笔者曾于2017年在日本东京举办东亚杯时采访过J联赛的专家，据介绍，日本职业一线球员的年薪是其社会平均薪酬水平的八到10倍，当时日本东京地区的社会平均薪酬折合人民币约20万元到30万元之间，也就是说，日本一线球员的年收入大约是人民币两三百万元，顶尖球员可能会高一些。回过头再来看看中超，当时中超球队的平均薪酬恐怕是当地平均工资的几十倍，年收入超千万元、几千万元的球员大概也不少。

中国足协之前的征求意见里，中超本土球员税前1000万元；中甲本土球员税前600万元；中乙球员税前300万元；U21本土球员税前不超过100万元，应当说初衷是好的，但是忽略科学分析做支撑。以税前1000万元来说，球员拿到手是550万元，这个数字在北上广是什么水准？符合国情吗？再以中乙为例，大部分球员年收入不过三四十万，有的俱乐部甚至更少，出台一个税前300万元上限，是帮助俱乐部减负，还是增加了俱乐部的支出？对于那些豪门俱乐部来说，送别墅、给豪车、解决户口、给球员媳妇和丈母娘办美容健身卡等等算不算税前1000万元之内？又该如何定性和监管？

还有很重要一点，中国足协已经下决心推出职业大联盟，足协主席陈戌源多次表示，2020职业联赛交由大联盟打理。那么像限薪这样的事情，由中国足协来牵头搞是否越俎代庖？由中国足协或上级部门提出一个大方向，具体细节由大联盟内部自己商定的问题，共建共治共享，可能更符合规律和减少阻力。当然，如果时间不允许，把脚步放慢也是不错的选择，否则，把事情搞成“拉抽屉”那就没意思了。职业大联盟和2020赛季新政都延缓出台，说明中国足球治理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其中还不乏足球圈之外利益博弈的情况存在。

延后出台不代表工作停滞，据悉，中国足协正在紧锣密鼓谋划下赛季的各项工作，明年1月份球员转会窗口打开之前，职业大联盟和新政的“靴子”会落地。根据经验判断，“靴子”不会人人合脚，可以理解。除此之外，一些备受争议的新政，比如已经被讨论的“中乙30岁及30岁以上球员限制出场”的方案很可能被放弃，但有关归化球员注册及出场限制规定的细则更加迫在眉睫，但等归化政策真正出台后，也大概率会充满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