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雷
毫无疑问,2020赛季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最为特殊的一个赛季。赛会制加名次淘汰赛,这样的赛制组合曾经出现在1993年的全国俱乐部锦标赛中。由于各地方队筹办职业联赛参赛事宜,并且当年有全运会任务,因此原本的甲A和甲B联赛停摆。而这项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比赛虽被冠以“锦标赛”之名,仍被主流足球史认为是当年联赛的替代品。
27年后的中超和中甲,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而不得不再次以过渡方案应对。从某种意义而言,能顺利结束这个赛季,就是中国足球最大的成功。江苏苏宁夺得本省足球史上首个中国顶级联赛冠军(含职业化前),长春亚泰以巨大优势再次登顶中甲,这些载入史册的成绩都不会因为赛季的特殊性而失色。
但是不是完成了赛季,就意味着一切都成功了?这是中国足协下一步应该思考的问题。从舆论的反馈而言,这届特殊的联赛暴露了许多问题,有的是中国足球的顽疾,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物力加以改善,而有的则是赛制漏洞所造成,如果能在设计之初就做好充分的调研,本可以避免。
前者是指裁判问题。在这个缩水的赛季中,裁判在多场比赛中出现争议极大的判罚,屡次形成舆论风波,反倒令比赛本身成了配角。客观地说,中国裁判与中国足球的水平成正比。在中国足球位于亚洲二流的前提下,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中国裁判整体水平在亚洲拔尖。必须看到,本赛季封闭管理加之VAR普及,令裁判在生活和比赛中面临空前的压力。而中国足协也忽略了相关的疏导与保护,纪律委员会在长达数月时间里隐身,在形成舆论风波后官方又避开争议,强调毫无意义的“准确判罚率97.5%”,反而激化了矛盾,并让裁判群体独自承担压力。可以说,本赛季判罚争议的背后既有中国裁判整体水平欠缺的问题,更有中国足协管理水平低下的原因。
至于“赛制漏洞”,自然就是中超第二阶段所采用的淘汰赛制。由于淘汰赛制,因此第一阶段积分自然无法带入,而这很可能导致出现一些极端局面——如“一胜保级”(甚至“零胜保级”)——早在赛季开始前就已有人提出。事实也证明了人们的提醒并非杞人忧天。闭门造车的中国足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如当年中超准入资格以名次数而非积分计算,最终给自己挖下“某队输球才能保级”的大坑。如果第二阶段采用单循环赛制,各队比赛轮次仅增加一场,就可以引入第一阶段积分,完全堵住意外出现的可能。这样安全可行、且被他国联赛实践过的方案,应该是从业者完全可以自己设想出的。
明年的中超与中甲,将大概率继续以赛会制的形式举行。对于中国足协而言,现在有充分的时间和经验来完善赛制。如果未来继续给自己挖坑,只能证明这个组织一如既往的能力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