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雷
上周四刚过零点,正准备收工,传来消息,“马拉多纳没了。”
这是真的?心存疑问。毕竟就在前不久,发生过国外媒体误报马拉多纳去世的乌龙消息。而且消息源自《号角报》,在国际上也排不上号。还是决定等一等。就在半小时内,先是ESPN,再是法新社,先后播发了来自自家信源的确实消息。事实确凿,那就翻工重来。
从业廿余年,早已养成这样的工作习惯——每每发生意外事件,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衡量出各种利弊,需不需要为它推翻既定方案,若推倒重来,把它放什么位置,给它多大的篇幅;再微观一些,具体到事或人,又要考虑这一意外的核心点在哪儿,用怎样的结构来搭建文章,试图给外界留下什么信号。
意外总会打乱原来的时间进程,而干新闻这行,内心又都有一条时间红线。没有时间和空间,留给大脑思考工作以外的问题。工作久了,便发觉自己已习惯在这样的工作节奏中抽离情绪,以“上帝视角”来审视事或人。这样的“上帝视角”,其实只是意味着必须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来俯瞰写作对象,看见远也看见近,看见过去也看见现在。然后在有限的篇幅内,用尽可能少的文字,来表达自己在最短时间里做出的总结。
这是一份有趣的工作,至少对大部分时间的我而言,如此。但偶尔,也会失去初心。那天忙碌到凌晨2点半,才有工夫,以“我”这个个体,而非体育记者的身份,来重新回顾马拉多纳。只有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才能体察到内心的失落与沮丧。毕竟,这位刚去世的阿根廷人是我年轻时唯一的足球偶像,他是把我带入足球乃至整个体育世界的引领者。
我还记得,1986年时,即便只是看比赛重播,也在为那个球场上无所不能的矮个子欢呼雀跃的自己;也记得,1990年的夏天,凌晨三四点依然在为失去冠军的他难过落泪的自己,固执地认为决赛其实只是一场阴谋;又何尝会忘记1994年,因为考试错过对希腊的那个进球之直播,但好在赶上了对尼日利亚时的精妙助攻,以为在假期可以好好看他的比赛,得到的却是其被驱逐出世界杯……
限于转播条件,当年的我与所有热爱足球的人,能看到的比赛少之又少,世界杯是一个例外,也由此构筑了对足球最初的认知,而马拉多纳,是打开大门的那把钥匙。因为稀少,所以珍贵。或许这也是一种幸福。信息不畅,因此能得到的都是 “好消息”,那些场外的“坏消息”大多被自然过滤了,舆论场也没有太多比较、太多争吵。
想为马拉多纳写一些文字,最终却发现难以落笔。回顾这位阿根廷人,其实只是回忆起自己年少时的琐事。马拉多纳属于那个时代,无论与今日截然不同的足球环境,还是国际政治局势制造的特殊环境,或许舆论对于偶像的要求变化,一切要素在那时聚齐了。时移世易,不会再有第二位马拉多纳,也如同作为看客的我们,都不再活在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