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聂卫平的相识与分离

前妻孔祥明

聂卫平，是许多人都不会陌生的名字，对我与他的近12年婚姻，外界凭猜测或只言片语编写了一个个美丽的“故事”，或一件件扭曲的事实。我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对这些加以申诉和辩解。

我真心希望新闻媒体不要去追根寻底，为了减少那些无根据的猜测和谣言，我在朋友劝说下，最终提笔写下了我的这段情和缘。

孔祥明，生于四川成都，中国赶超日本女子围棋的第一人。她和聂卫平在黑白子间相识、相知、相爱，他们的婚姻如同一盘棋。

应该说，我在孩提时代就认识了聂卫平。那时他代表北京队，我代表四川队参加全国少年儿童围棋比赛，我们除了在领奖台前知道了对方的名字，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印象了。

初识·围棋做了“红娘”

1973年，国家体委成立了国家围棋集训队，将各省市的围棋尖子集聚到北京。在集训队里，我可以说是比较用功的，而聂卫平是最刻苦的，一有空他就抓人下快棋。实在找不着对手时，我便成了他的“磨刀石”。这样的事多了之后，队上便有了些“风言风语”，我是又惊又怕。

谈恋爱在那个年代可是严重违纪的，更何况我还不懂得恋爱，吓得我以后再也不敢搭理他了。就是不得不说话时，也一定语气尖刻，火药味十足，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之间的清白似的。聂卫平此时也听到一些谣传，从此之后，两人就再也无法平和相处了。别说盘外嘴仗，就是对局完的复盘，两人也一定要吵得脸红筋胀才算罢休。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后来，国家集训队改为国家围棋队，搬进了国家体委训练局，我与聂卫平之间的矛盾才渐渐有点和缓。

当时，聂卫平已与后来入队的何晓任确定了恋爱关系，大家都等着他们什么时候办喜事，我也就少了舆论的顾虑。就在谁都以为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时，两人却在最后因性格差异而分了手。这其中的原因我是过了好几年才从聂卫平口中知道的，何晓任却一度误认为是因为我的存在，破坏了她的姻缘，这叫我既委屈又难过。然而，后来的结果却正如她的猜测，我就更是有口难辩了。

我确实不明白聂卫平为什么会在众多花园中游览了一番之后，竟选择了我这个又倔强，又不起眼，又不惹人爱的“丑鸭子”，但我至今也记得，当我最后决定答应和聂卫平走到一起时，我亲自去告诉晓任，征求她的同意，也希望得到她的理解，她真诚地祝福了我，使我心中释然了一片阴霾。

跟聂卫平可以说没谈恋爱就结婚了，我们之间真正的红娘就是围棋。那时，我们除了平时都在国家队训练、生活外，还一起去外地比赛，也常常一块儿出访日本。

关系改善了，在一起的时间又多了，在一起也不外乎是下棋，做死活题，永不改变的内容。谈的、做的、想的都是棋。两人在对方的眼中已不再讨厌，而慢慢变得可爱起来。于是，在某一天下快棋时，聂卫平突然冒出一句：“我喜欢你。”我才发现心中也有了他，怔怔地看了他半晌，无言地走回了自己的宿舍。想了很久才明白，这就叫恋爱。

初恋的兴奋与幼稚，改变了我本立志要做棋手的命运。那时，如果稍稍有点头脑想想，就会明白，我俩在一起是最不合适的。

姻缘·失去自我的代价

当时热恋中的我，不知晓人生艰辛，也没有一点点社会经验。以为爱就可以代替一切，更误认为爱就是永恒。从没去细想，我与聂卫平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棋，若没有了棋，也就失去了共同点。可惜，这个问题我在离婚后好久才想明白。

在各方面极力反对下，我还是和聂卫平结婚了。1979年秋，我和聂卫平在成都春熙路办事处办了结婚登记，1980年3月举行了婚礼。平时都住在国家队的宿舍里，周末便回他父母家中，在那儿建了个小窝。新婚蜜月，没有花前月下，我们的时间仍然花在了棋上，日子过得虽说有些单调，但却很温馨、很充实、很甜蜜。

很有女人缘的聂卫平现在终日痴守着我，我仿佛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伟人”，太了不得了，以为这就是爱的力量。我收敛了自己的好胜争强，从实践中学会了所有家务。让我双手的操劳，换来他的一身轻松，甚至连倒开水、洗手绢都不用他动手。聂卫平为此很满足，我也就更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于是慢慢地，我生活重心就只围绕着他一个人转，害得朋友们都为我担心，说聂卫平今天对我笑，那我这一天都是阳光灿烂；若是哪天聂卫平对我冷漠，那我便是脸下冰霜、黯然阴沉。连国家队的队友们也慢慢了解到一个规律，倘若我冷着脸，一开口就呛人的话，并不一定是对说话者有什么过不去，而肯定是和聂卫平闹不愉快了。

为此，我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伤害了多少人，这真不是可以用年轻幼稚来开脱的错误。那时我的心眼里只有聂卫平一个人。注意力过度集中，且不说我这样不仅疏远家人朋友，失去了自己，就是对聂卫平来说，这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爱是不可过量的，但懂得这一点，却是在十几年后我儿子教我的。

太多的爱成为了他的负担，过多的关心成为了他的累赘。可我在很多年里，却一直为此沾沾自喜，认为自己领会了爱的真谛。其实，这正好是违背了爱的原则，过多地去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爱，爱便不成其为爱。在承受了婚变的打击后，我才从内心深处去对自己进行反省，思考自己的毛病，也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性格。

我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我放弃自己时，就已经开始放弃两个人的感情基础了。后来，我慢慢醒悟，聂卫平的成功就是聂卫平的成功，我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成功与失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其间的反差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这是对当初选择了事业，又不忠于自己事业的人的惩罚。你若放弃了事业，放弃了自己，那生活也会放弃你。

孩子·没能拴住他的心

可以说，不管是在我怀孕生孩子，还是在与聂卫平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中，只要我在，连手绢我也没让聂卫平洗过。我的要强锻炼了我的生活能力，但却影响了儿子的发育。在我肚子里的前八个多月，儿子没有感受到关心和爱，感受到的只是紧张比赛的压力，以及为诸多事情的烦恼和悲伤。孩子还没有出世，就已经在经历苦难了。

聂卫平家是个大家庭，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加上聂卫平共五姐弟，他们各自成家后就是10个人，加上父母、侄女，共13口人住在一起，热闹是热闹，也少不了矛盾。

坐月子那段时间，聂卫平每周回来看我们一次，他无力去平息父母间的战火，也无力将我们母子从这硝烟中接出去。他不无动情地对我说：“小孔，你受苦了，我将来一定好好报答你。”有他这句话，我心足矣。再说了，这是我的孩子，我吃点苦算什么！

聂卫平希望孩子的名字中有个“聪”字，我爸爸便起了聂和聪、聂云骢这两个名字供我们选择。前者平和聪明，后者是云中骏马。聂卫平选了后者。“骢骢”便成了我们儿子的小名。

1982年年底，在聂卫平的努力下，在许多领导同志的亲自过问关心下，我们终于在北京蒲黄瑜小区有了一个自己的家。那是一套很小的老式三室一厅住房。接来了我爸爸，请了一位保姆，加上我们夫妻和儿子，五个人把它挤得满满的。

缺血、缺锌、缺钙，使儿子常常晚上不好好睡觉。聂卫平嫌他吵闹，时时发火，我便抱着儿子在床边的小空间里慢慢踱步，只要丈夫能睡好，儿子能安静，这点辛苦我不在乎。最累的是冬天带孩子去医院，他裹得像个大棉球，我也穿得厚厚的。深夜，抱着儿子走两三站路去医院，那手臂的酸痛滋味至今仍然能清晰地感觉到。

孩子多病，磨炼了我的生活能力。儿子渐渐长大，也使我爱的天平开始发生倾斜。好不容易熬到了儿子三岁，我们把他送到天坛附近的一所托儿所，这还是托熟人开后门才进去的。可孩子打死也不肯去，每次送都要费好大的劲。母子俩就在这每天来回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里，加深了了解，加深了感情。

聂卫平很疼爱他这个儿子，可方法不对，也没有原则。高兴时任凭孩子无理取闹，心烦时就给孩子一顿劈头责骂，事后又觉有愧，不断跟孩子说“对不起”，但下一次依然如此。儿子一有不适，麻烦就由我全部承担。对聂卫平来说，儿子是个活着的大玩具，经常和儿子争得脸红筋涨。我怜惜丈夫又心疼儿子，常常不偏不倚地去处理他们父子的纠纷。我每每暗思，我是不是养了两个儿子？

孩子犯了错误，聂卫平拍他屁股几下，还不是真打，他便瞪着眼，用愤恨的目光表示不满。有一次我出外办事，把孩子交给聂卫平带。那时训练局大楼前有道大铁门，门栏底下有道宽缝，一些孩子在那里爬进爬出玩。4岁的儿子来了兴趣，也要去爬，聂卫平没同意，他便让聂卫平去爬。这怎么行，聂卫平便凶了他几句，这下可惹了“大祸”。他尖利的哭声扰乱了整幢大楼的安静。路过大门的各队教练、运动员都会停下来哄哄劝劝。聂卫平软的、硬的全试过了，都不管用。直到两个多小时后我回来了，孩子才委屈地扑在我怀里直说他爸的不是才算歇气。

聂卫平那时一个月有两三次周末去陪首长们打桥牌，有时我也带着儿子陪他去。随着家和儿子越来越多牵扯我的精力与爱心，我对聂卫平的关心相对就少了。我陪他出去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独自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多，在平静而又已显疲惫的婚姻生活外，聂卫平又产生了对花红叶绿的趣味。

情尽·在他最高光之时

1985年中日擂台赛开始了。从此，围棋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掀起了围棋热的浪潮。这不仅是老一辈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也是几代围棋工作者付出辛勤汗水的结果。作为棋手，我们谁不为之感到欣慰呢？谁不为之感到热血沸腾呢？擂台赛成为了中国围棋突飞猛进的起跑线和奠基石，也成为了聂卫平大展身手的舞台。

擂台赛谱写了中国的围棋史，改变了聂卫平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婚姻的走向。每第一届擂台赛，我们上场的虽只有八名队员，但全队都在齐心协力地备战，都在为每一位上场队员出主意、提建议。“打好比赛，为祖国争光。”为了这个共同心愿，大家都在日夜忙于操练。作为聂卫平的妻子，更作为一名棋手，我理所当然要助他一臂之力。

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对手的棋谱都收集在一起，自己先打一遍，有了体会，再向他提出我的建议。我们会为某一着走法半夜惊起反复研究；我们会对某一种布局反复实践；我们会从无数盘棋中找出对方行棋的规律；我们还会从为对方近来的成绩、喜好的走法去推测对方的心理。我们会为自己的不足加紧备战，也因对方强大而不断激励警醒自己……

应该说，不论是在中国围棋史上，还是在推动围棋运动普及方面，聂卫平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勋。这一点，不管到什么时候，人们都不应该忘记。赞美和祝贺的浪潮将一个棋手捧为了圣人，在聂卫平还没有将他的棋才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时，糖水便把他淹没了。我在社会洪流的强大冲击面前，拉不住聂卫平的手。本来，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自身有太多的欠缺与不足，可社会却把他说成十全九美，而那仅剩的一点不美，也只是生活上的无能，这能不让他得意忘形、忘记自我吗？

外面精彩的世界松懈了聂卫平的斗志，他热衷于各种应酬，连正常的训练也成了一种应时的摆设。他的虚荣心，他的成就感，他的爱好欲望，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可离围棋却一天比一天远。我苦口婆心地说教，在他听来是最烦人的噪音。他渐渐难以容忍我的规劝，总是尽量回避与我在一起。

从擂台比赛一开始，我就失去了和聂卫平争吵的机会与时间，因为要保证他有良好的心情去备战、去比赛，这也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心中积压了多少压力，只有天知我知。等到三届擂台比赛结束后，好像一切都有了质的改变，我对他的不满和怨气与外界对他的大肆赞扬格格不入，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我转业后，便主动脱离了国家队。当时我身为国家队的少年队主教练，撇下一大堆工作不向任何人打个招呼，就这样不辞而别，于情于理都不合，这种对工作不负责任的做法怎么批评也不过分。训练局领导十分恼火，责成围棋队写个报告。在聂卫平也参加的队干部会上，围棋队撰写了一份汇报书。汇报中声明聂卫平对此事，事前一无所知，所有的事都是我背着他干的。因此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受到国家体委的通报批评，围棋队的前辈和队员们也因此对我很反感。

当时，聂卫平已经萌生了离婚的念头，许多人都认为，一个狂妄自大、遇到这么大的事都不跟丈夫商量的女人，离了，是正确的选择。

离开·是终点也是起点

终于有一天，聂卫平冷静地对我说：“小孔，你支持、帮助了我这么多年，我很感激你。但我已不爱你了，我们分手吧。”不管我是多么不甘心、不情愿，我与聂卫平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日趋破裂。痛苦、愤恨、哀怨、后悔、绝望，各种烦恼搅得我没有一天安宁。

1990年上半年，我答应了聂卫平的要求，同意离婚。这的确是一个明智而又正确的选择。长痛不如短痛，在感情上尤其应该如此。聂卫平好像觉得有些对不起我们母子俩，同时，也希望此事不要影响他的英雄形象。于是，他提出了希望我和儿子出国的建议。我接受了，倒不是为聂卫平，而是为了儿子尽量少承担因为我们的离婚，社会和环境对他的压力。

聂卫平说得很清楚，他感谢我多年对他的帮助和扶持，但他已经不爱我了，我们的婚姻虽然合法，但却不合理。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前一个晚上，我带着儿子，请聂卫平在北京蒲黄瑜小区一家烤肉店吃了一顿最后的团圆饭。我们明日就将成为路人，这11年的婚姻岁月有多少话想说，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我把对他的担心与期望写在一封长长的信里，一封祝贺他生日的信里，可惜他没有拿走，这封信就只有留给儿子了。

办离婚手续的当天，儿子似乎有不祥的预感，死活不离开我半步，就是上厕所也得一块儿去。左哄右骗，我们一溜烟偷偷出了门，一刻钟后，我们已成路人。刚出办事处，就见儿子哭得像个疯子似的在街上狂奔，儿子哭着问：“妈妈，你们来这干吗？为什么要背着我？”面对儿子的质问，我无言以对。无声地抱起他，快步地离去。聂卫平也找不到适当的语言，默默地骑上车远去了。

离婚，是夫妻的终点，但也是我和儿子的新起点。不管前途如何，我们都要顽强地走下去。因为，我们只有这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