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什么地方，那里就是我们的家”

书名：《王赓武回忆录》（上下卷） 作者：王赓武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编者的话

王赓武是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香港大学校长。他九十高龄写出了两卷本回忆录《家园何处是》和《心安即是家》，既叫好又叫座，《心安即是家》还获得2021年香港书奖及2022年新加坡文学奖英文非虚构写作类优胜奖。王赓武的太太林娉婷是《心安即是家》的另一位作者，她是英文教学专家、香港大学博物馆学会创办人，于2020年去世。夫妻两人相识于马来亚大学，先后在5个国家、7座城市生活过，王赓武自称“长年半游牧生涯”。

下面的书摘，讲述了他们在伦敦成婚，在异乡生子的家庭故事。

操办婚事

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为期两年，仅够我去伦敦的旅费和生活费，所以娉婷不能同行。这意味着在我接受学术研究训练时，要与娉婷分开。不过，娉婷很有办法。她知道只要去工作存够旅费，就能到英国与我见面。现在回想，我很懊恼自己既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才让娉婷备尝辛苦。下面就请她来讲这个故事。

我在1955年9月与赓武团聚。赓武建议我们结婚住在一起。我写信给母亲，请她同意我们的婚事。她点头同意着实让我放下心头大石，唯一条件是婚礼必须在卫理公会的教堂举行。赓武的母亲负责去选一个结婚的黄道吉日。我们决定选在第一个学期结束后的年底。赓武的母亲尽管没有宗教信仰也不迷信，但她拿着我们的生辰八字，遍查《易经》一类的中文书籍，选定了12月21日。我猜想她真的选对了好日子，因为我们自打结婚已经快乐地生活了六十四年，还希望能够白首偕老！

我同班同学听到我要结婚都兴奋异常。我请苏小姐做伴娘，结婚礼服就穿一件长衫。我在学院借了一台缝纫机，自己做长衫。Ivy也缝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衫，刚好匹配我的乳白色礼服。她的服装和头饰自然由我付费，但我很高兴她能自己做长衫。那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要学会用缝纫机，因为现成的衣服不像今天那么常见。我们开列了一份在伦敦的新加坡人/马来亚人名单，也邀请了一些英国朋友。

我必须说一下在婚礼上牵着我的手把我交给新郎的人。赓武的父母亲到伦敦后，见到一位泰州的老同学钱存典先生，他是中餐馆的老板。他曾经是国民政府的资深外交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决定留在英国，接着娶了一位经营餐馆的中国女子。他的餐馆生意很好，所以我们请他为婚礼提供午餐。我们邀请了大约三十位客人。

我这样粗枝大叶地描述婚礼，你们一定觉得我太轻忽了。我能找到的借口，就是我们搬了太多次家，文件乱成一团。我没有一本婚礼相册。赓武负责找教堂，印发请帖等等。我们没有钱，所以没办法找摄影师来拍照。我们在前往喜宴的路上，顺便在一家照相馆照了几张相片。这些相片我们至今保存着。我个人的婚服照拍得很受好评，照片在牛津街的照相馆橱窗里展示了好几个月，我们的许多朋友都看到了。

我们在欣德街卫理公会教堂举行的婚礼仪式十分动人，那里是伦敦大学许多学生和教职员做礼拜的地方。婚礼之后招待朋友的午餐十分美味。多年之后，在1975年，赓武和我带着三个小孩在路过时进去教堂，跟牧师提起，他居然在教堂记录上找到我们婚礼的日期和记载！

对于这个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我必须多说几句，谈一下我对欣德街伦敦大学卫理公会教堂牧师的尊敬之意。我去拜访了他，告诉他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对基督教略知一二；是我的未婚妻希望我们能够在教堂举行婚礼。他请我到里面的房间说话，用温和体贴的语气跟我解释了基督教婚姻的基本教义。我向他保证，我尊重基督教的信仰，我也认为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他于是请娉婷和我一起去见他。他很高兴看到娉婷熟悉教会的事务，对于娉婷解释的为什么与非信徒结婚也感到满意。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亲切地同任何宗教领袖谈过话，非常感激他这样友好地待我。

婴儿诞生

我们在1950年代的婚姻生活都是顺其自然。我们原本完全没有结婚生子的计划，尤其是我还在读书，两个人都没有工作。当娉婷告诉我她怀孕了，而且预定1957年4月分娩，我大吃一惊，完全没有做父亲的准备。她却很是笃定，告诉我她将学会处理所有必要的事。其实我知道她毫无头绪，在外国土地上，身边没有亲人，如何做好母亲的工作。她的准备工作就是买一本养育婴儿的书。她的冷静态度和学习速度总是让我吃惊。我们搬到伦敦，她就在附近搜索有哪些店铺和设施。那段时期，我急着想在那年8月奖学金结束前把论文写完，然后去找一份工作。

这是我们生命中的大事，我们却浑浑噩噩地度过。赓武的父母在1956年7月回了新加坡，而我对伦敦有哪些社会服务提供给像我这样的孕妇却一无所知。赓武和我都不懂如何养育婴儿，而我在怀孕期间相当健康，体重也没有增加，所以什么都没有做，只顾研读一本育儿的书。因为再过几个月就要回新加坡，我们买了一个手提婴儿床，还买了一辆大型英国婴儿车。

1957年4月9日早晨我开始阵痛。我们叫了救护车去哈默史密斯医院。这是那时的做法，赓武陪着我去医院，但在我准备分娩时就不得不离开病房，整天都见不到我。他与一些朋友在一起，等待婴儿出生的佳音。他只能在下午五点的探视时间来看我，但婴儿还没有出生。我没有太不舒服，就是等的时间太长。一直等到凌晨三点，新明诞生了。

我的折磨还没有结束。那个时候我们必须遵守严厉刻板的护士的规定，遵照吩咐行动。除了探视时间，父亲们不得进入病房；赓武完全不知道我的情况，因为医院的政策没有规定婴儿出生时要告诉父亲。新明在出生后几乎立刻被带走。他的皮肤是蓝色的，因为在出生时被脐带缠着颈子。护士把他带去保育室观察。凌晨四点，我被推进一间有二十四张病床的病房，每张床尾有一个小床，里面睡着一个婴儿。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婴儿！

我已经精疲力尽，需要睡眠，但整个病房在凌晨五点半起床，我完全没有睡好。所有母亲醒来后开始哺乳，只有我例外。我感觉糟透了，每个母亲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以为我的宝宝已经死了，因为我的床尾没有婴儿床。护士也拒绝告诉我宝宝的情况，只是说医生会告诉我。医生到午餐时匆匆过来巡视，只说宝宝还需要观察。我问他能不能看一眼宝宝，他说不行。这叫人不放心，但我不愿小题大做，就不再坚持。换到今天，大概大多数母亲不会善罢甘休。

我是病房里唯一的华人，赓武那天要到下午五点才获准来看我，他看见我泪流满面，也禁不住哭出来，因为他没有看见宝宝。我们都以为新明的情况很不好。赓武离开后，到了晚上八点左右，她们把新明抱来给我。第一次抱着他在怀里，看着他一切安好，真是太满足了！他是相当大个头的头胎，7磅6盎司，也是特别难得的宝贝，因为我们后来才知道，脐带绕颈有可能损伤他的脑部。新明诞生时的这种精神创伤到今天还深深影响着我。

我们的宝宝新明带给我们极大的快乐。他是个标准的育婴书宝宝，完全按照书上的进度成长。我们把他的小床放在窗户旁边，清风吹拂，头上有床单挡着，他在客厅中在音乐陪伴下入梦，赓武写着论文，我替他打字。论文找人打字要25英镑，所以我决定自己打字，省下这笔费用。我记得我一边打字一边担心，不知道他的论文题目有没有选对，内容是否合适。现在要改换论文也来不及了，我们只剩下200英镑，他必须完成论文，才能回新加坡去找工作。

我们也不是不停地工作。我们推着新明去散步，如果想去看电影或看戏，可以找朋友照顾婴儿。我们在伦敦交了不少朋友。赓武大约在1957年6月交出论文之后，打喷嚏的毛病不药而愈。我们开始准备回新加坡去。他申请去马来亚大学的历史系教书，获得助理讲师的职位。我们雀跃不已，因为回去有事可做了。

某天早晨，一个包裹寄来，上面写着王赓武博士，里面是主考蒲立本的一篇论文，他是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这是个非常温馨的举动。他是要尽快告诉赓武，博士学位已经通过了，而正式的结果还需要等一段时间才通知。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温馨的举动，也理解到身居高位的人的一个小小动作，可以带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多少快乐。我们两人以后都经常帮助同事、学生和有需要的人。善行确实会流传下去，结果会让我们更加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