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书展系列活动之一,8月19日,在中版书房长宁店举行了一场精彩的“比较哲学与跨文明之间的深度对话”活动。文化交流、文明互动古已有之,而现今则是人类史上更大的文化交流时代,平等地看待和理解不同文化的特点、价值和意义,有利于文明互鉴和发展。
东方出版中心为读者带来的“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收录了多部佳作,新出的有汉学家柯爱莲教授的《家庭美德:儒家与西方关于儿童成长的观念》。该书译者刘旭博士特为本报撰文介绍。
本书原作于20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主题是中西方哲学关于儿童道德培养与发展的不同思考。原作者柯爱莲(Prof.Erin Cline)教授认为,儿童的道德培养,尤其是生命最初几年(包括母亲怀孕期间)的道德培养对儿童长大成人以及整个生命历程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并非仅仅关乎个体的幸福,而且与社会的繁荣、美好生活,国家政治的良好运行都息息相关。父母在家庭中的角色相互支持,且细腻敏锐、回应积极的照护是儿童的道德培养至关重要的前提。而其中,母亲的角色尤为关键,这并非说父亲的重要性比母亲低,只是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来看,母亲在照护孩子的工作中通常承担得更多。据此,通过多个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的考察,如《诗经》《论语》《孟子》《荀子》等,并在系统比较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基础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康德、黑格尔,直到当代女性主义以及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柯教授认为,早期儒家关于儿童道德培养的观念不仅在历史上是合理且丰富的,更重要的是,早期儒家对于儿童生命早期道德培养的重视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是具有建设性的,因为这不仅可以从理论上补充西方哲学在此方面的长久缺失,而且能够用来促进西方文化与实践政策层面的变革,这一论点得到了她所引证的在欧美多个国家成功实践的NFP计划的证明。
NFP(即Nurse-Family Partnership)是一项由护士推进的特殊家访计划,由大卫·奥兹(David O lds)发起,迄今已逾37年历史,旨在通过针对童年早期的密集(干预)努力以及父母在塑造儿童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长期改善风险家庭的生活。该计划为首次怀孕的低收入母亲提供公共卫生护士的家访服务,从怀孕早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孩子两周岁左右。
要指出的是,在许多领域,NFP的方法与早期儒家关于亲子关系、道德培养以及家庭在创造和维持美好社会中的作用的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NFP致力于促进独特的父母关怀,从我们考察的早期儒家思想家的角度来看,这为孩子的道德发展提供了基础。NFP研究的长期发现表明,该计划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家庭,这表明儒家的信念,即家庭内部培养的良好品质自然会延伸到社会。
NFP和早期儒家观点都认为,许多社会问题最深层的根源在于家庭,尤其是亲子关系。他们也至少有两个持这种观点的理由;首先,产前、婴儿期和童年早期共同代表着干预一个人生活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时机;第二,父母在通过他们提供的照护对塑造孩子有着非常独特的作用。NFP与柯教授研究的早期儒家思想家对父母和孩子的修身过程都感兴趣,他们都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努力加强家庭和社区内的照护和支持关系是解决一些最棘手的社会问题的最成功方法。这些方法与那些主要侧重于提供经济援助或为个人提供支持而不寻求家庭与社区支持的方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适当的情况下,它们可能会比这些方法更有效。
对许多早期儒家思想家来说,关注儿童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和几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道德倾向和反映的开始,比如脆弱的萌芽,需要最大地保护、照顾和培养。西汉文学家贾谊对产前培养的描述及其对道德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观点,我们将在书中看到,他倡导产前培养的一些原因与NFP在招收孕期女性的原因产生了共鸣。NFP和大多数其他的早期儿童干预计划在这些早期儒家思想家的观点中有着相同的基本假设:“童年早期——从产前到上学的时期——是一个独特的发展时期,是以后生活中行为、幸福和成功的基础。”与NFP一样,一些早期儒家思想家认为,这一时期作为干预儿童生活的时机,具有更大的成功潜力。
除了强调婴儿期和儿童期的独特性和关键性之外,NFP和早期儒家思想家还进一步强调了早期亲子关系的作用。当孟子写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时,他描述的是婴儿的一种可观察到的反应,他认为这表明了巨大的道德潜力,在区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时,他展示了一种意识,即我们与孩子互动和照顾孩子的方式是独特的,孩子对父母的反应也是独特的。NFP试图干预父母的生活,因为他们意识到父母在影响子女生活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反之亦然。
柯教授这本书在学科性质上属于伦理学,从研究进路与方法上来看是一本比较哲学著作,从内容上来说我们可以将其归为目前正在国内方兴未艾的家哲学,若是再细分的话,可以说是儿童哲学;从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来看,本书是性别研究的一本代表作——因为女性视角是本书的核心切入点,她对在此之前的女权主义著作进行了系统总结与反思。在此领域,国内目前还没有如此细致的研究著作,也还未看到该类研究兴起的迹象,但书中谈及的问题确实是任何文化传统都会碰到的问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因此将这样一本视角独特、材料夯实、论证严谨、且对当代人类文化颇具批判性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引入国内颇具价值。不得不提及的是,本书的写作在哲学书中并不属于艰涩难懂的那一类,恰恰相反,本书思路清晰、主题明确、语言流畅,而且因为研究主题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本书不仅对家哲学的研究产生理论的影响,而且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将发挥建设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