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中的西南联大：鲜为人知又充满人间百味

文/谢江珊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起于忧患。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于同年10月开学。因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师生们于1938年2月西迁云南昆明，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选修班。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别复校北返，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设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

西南联大博物馆副馆长龙美光撰写的《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团结出版社出版），是首部以书信录的方式展现西南联大故事的书籍。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以“靛花巷三号”这一与西南联大紧密关联的历史地名为线索，从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沈从文、梅贻琦、胡适等西南联大师生的200余封书信出发，结合丰富的档案、日记、回忆录、新闻通讯等第一手资料，并辅以老照片、名家遗墨、实物图片等原始文献，用63万多字按时间先后钩沉了西南联大在办学、学术、事件、人物、生活、情感等多方面鲜为人知又充满人间百味的样貌。

龙美光19岁就读于云南师范大学，这所学校前身正是昆明师范学院，但彼时的他，对西南联大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地摊上淘到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原版外文旧书，深受触动，开始醉心于收集跟西南联大相关的文献，并逐渐走上西南联大的研究之路。

“靛花巷三号”位于昆明市北门内青云街，曾先后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栖身之地，名士云集。20年前，龙美光曾计划围绕“靛花巷三号”写北大文科研究所及其师生在昆明的故事，后被搁置，如今出版西南联大题材的书信专书，这一悬溺心中20年的书名终于派上了用场。龙美光以“靛花巷三号”为题，代表了西南联大经历的每一个地点，从长沙、昆明、蒙自再到叙永。

《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从细部反映西南联大人在艰苦环境下的学术研究经历、学习工作经历。比如从闻一多写给妻子高孝贞的信，引出郑天挺在《滇行记》中的回忆：闻一多终日读书研究学问，除上课外，很少下楼，郑天挺、钱穆等人送他一个别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秉持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完成了《中国上古文学史》《乐府诗笺》《文学的历史方向》《庄子内篇校释》等著述。

从闻一多的故事可以一窥西南联大师生刻苦钻研的精神和风貌，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的西南联大共培育学生8000余人，毕业生3300余人，为后来的社会发展和建设储备了大量的人才，有171人（其中学生92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

除了展现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热烈的学术追求，该书也不吝笔墨描述西南联大师生的吃穿住行乃至业余消遣，如下围棋、打桥牌、集邮、收古董、淘旧书、摆地摊等等，展现了他们困窘百出的生活状况及苦中作乐的豁达精神。

《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以书信为载体，从微观角度探究西南联大的历史，具有较强的史料性和文学性，为西南联大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该书的出版是赓续西南联大文化基因，传承西南联大精神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