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家庭结构深刻变化 社会需科学应对挑战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马建堂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 金力

大会现场，精彩演讲赢得掌声阵阵

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召开

第五届家庭发展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本报讯 丹桂飘香，金秋送爽。10月19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复旦大学联合主办，上海齐家合众慈善基金会、上海新民社区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合众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承办的第五届家庭发展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召开。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为本届研讨会提供学术支持。

据介绍，本届研讨会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发展”为主题，汇聚了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学者及专家，共同就中国的家庭发展和家庭支持政策、新时代家庭建设与人口发展新形势下的政策支持体系、妇女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深入交流学界、业界最新研究成果与实践案例，推进相关领域理论研究及社会实践。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建堂，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出席研讨会并致辞。

马建堂首先对“家庭发展研讨会”连续五届的举办表示支持和肯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习总书记关于家庭的重要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家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也是我们坚持举办家庭发展研讨会的初心。”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的现代化，也必将是家庭总量巨大的现代化，其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当前，我国人口发展、人口家庭结构出现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对此马建堂指出，“迫切需要以家庭为载体，建立健全针对家庭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的支持政策。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的总量和结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口的支撑”。马建堂建议在优化生育政策、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加快落实公共服务随人走、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发展养老服务体系以及开展健康家庭建设等多方面，推进相关举措，促进新时代家庭和人口的高质量发展。

金力则在致辞中表示，复旦大学一直致力于推动家庭与性别领域的研究，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积极为家庭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学术支持。未来，复旦大学愿与社会各界携手，共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发展理论与政策体系，助力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研究员方晋，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中华女子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教授刘利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中国妇女研究会秘书长、《妇女研究论丛》主编郭晔，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贺丹，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和复旦老龄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访问教授顾宝昌，新风天域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和睦家医疗首席执行官吴启楠，分别就妇女发展与家庭发展，社会转型中的家庭规模、类型变化，以及多层次医疗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剧情况下的实践与创新等议题作主旨演讲与主题演讲。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研究员程会强，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胡湛教授主持了上午的大会环节。

下午，会议还以“新时代家庭政策与家庭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妇女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举办了三场学术研讨。

据悉，“家庭发展研讨会”自2019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四届，围绕“家庭政策与社会体系构建”“家庭发展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家庭建设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深入讨论，取得了积极的学术、社会影响。 记者 傅佩文 谢江珊

专家视点（部分）

以家庭为核心枢纽制定社会政策

“到底什么是家庭？什么是家庭发展？什么是家庭政策？”在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看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家庭一直都在“变”，其内涵、外延、结构等都处于不停变化的过程中。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上海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仅为2.32人，家庭户规模持续缩小、家庭结构简化，户主分布也趋于小型化、多样化，单亲家庭、二代纯老家庭、同居家庭、一人家庭、一代家庭等特殊家庭也大量出现。

彭希哲指出，如今，家庭关系的实现形式和载体都发生了变化，传统家庭关系以血缘姻缘和地缘为基础，空间分布比较狭窄。而在现代家庭中，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网络（家庭网络、职业网络、朋友网络等）当中，各网络对每个人的作用不一样，家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诸多社会网络的一部分。

“中国的家庭在‘变’，我们要明确家庭功能是什么、希望家庭继续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彭希哲进一步解释，哪些功能是家庭能够独立实现的？哪些功能是需要在社会支持下去实现的？哪些功能可以从家庭中转移给社会实现？“研究家庭变迁、家庭承载能力及相关指标，需要尽快构建中国的指标体系和话语体系。”

当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都出现了变化，生育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就业政策以及养老服务体系……这些社会政策与家庭政策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对此，彭希哲指出，很多针对全生命周期不同人群的研究，比如儿童友好型社会、老年友好型社会、青年发展型城市等，都离不开家庭，但又似乎将重点聚焦在个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增强各种改革发展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

彭希哲认为这是家庭政策可以发力的地方。“现在儿童友好型社会是妇联、发改委在推动，老年友好型社会更多是老龄委、老龄协推动。如何以各部门为主导，将特定生命周期、特定年龄的政策推动以及资源配置整合到一起，变成以家庭为最核心的枢纽来推进？家庭作为各项社会政策的枢纽与链接，是取得社会效益最大公约数的缓冲地带。” 记者 谢江珊

“教育焦虑”带来“生育压力”

相关资料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2017年的1.88下降到2023年的1.02，比不同时期相同经济水平的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还要低0.7个百分点。中国的生育水平为什么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快速下降到极低的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透露，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在去年7~9月组织开展了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发现除了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照料压力和教育压力是影响中国人生育最重要的因素。这两个因素是中国特有的，翟振武重点探讨了中国特有的教育焦虑。

首先，中国教育的淘汰、内卷和竞争激烈。体现在重点学校、学科成绩的排名，学区房以及考核的淘汰和分流，奥数班、写作班等学科能力以及音乐、钢琴、舞蹈等非学科能力的培养上。此外，竞争链条延长了。“以前是上学学习，现在注重幼儿园、0~3岁的教育甚至是胎教上。但教育本质不是输赢的问题。”

第二，“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和观念根深蒂固。“再苦不能苦孩子”让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进行高投入；科举传统思想让大家都想考状元、争第一；“惟有读书高”在中国家庭教育观念当中仍然存在。

第三，教育再家庭化。2000年引入的国外家校合作方式，让家长深度参与到学生的教育中，教育的家庭化让家长的教育负担远超从前。

第四，教育分级强化了竞争。重点小区、重点中学的教育分级强化了竞争；“职高、普高的分流让大家感觉职高的都是被淘汰下来的。”大学也有一本、二本、三本之分，还有985、211院校以及双一流大学。

高投入的激烈竞争、残酷的淘汰制，让家庭精神、时间、财力、心理等教育成本高企不下。“经历了养育、教育第一个孩子的磨难后，竞争胜利者筋疲力尽，竞争失利者新心灰意冷，结果就是拒绝生第二个孩子。这种现象和影响在西方是没有的，或不明显的。”翟振武总结说道。

对此，翟振武建议，对教育现状进行改革，并深入研究家庭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以促进生育率的提升。 记者 谢江珊

女性与家庭需要怎样的改革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中国妇女研究会秘书长、《妇女研究论丛》主编郭晔从多维需求角度探讨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妇女和家庭的关系。

新时代的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家庭？又需要什么样的女性？新时代的女性需要什么样的家庭？平等的关系、积极的情绪价值、成长的支持等——这是女性和男性共同的需要。在郭晔看来，如果只让一个性别承载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双重需求压力，必然造成个体内在的过度焦虑。“承载这样的焦虑，无论对于工作、夫妻感情还是育儿，都很难提供积极的情绪价值。”

妇女和家庭对改革又有怎样的需求？“当一个人自我发展的价值追求和家庭、家族的价值追求发生冲突时该如何取舍？”郭晔表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舍小利而为大义”，是我们所倡导的，但是“技术进步到今天是不是一定要舍？有了更多的支持性政策和服务是否可以兼得？家庭是妇女全生命周期发展的重要场域，妇女在带动家庭发展中有着独特作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设定了妇女全面发展的目标，包括妇女在健康、教育、经济、社会保障、政治、环境、法律、家庭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包括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妇女的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关于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论述，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的家庭观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体系化、学理化阐释，让老百姓和千家万户理解和接受。我们不要性别恐慌和性别对立，而是男女携手并进、共建共享。”对此，郭晔建议从理论阐释、理念传播、公共政策推进、指标指数研究等方面搭建学术共同体，加强学科融合，共促妇女和家庭研究服务改革发展大局。记者 谢江珊

学术探讨（一）

新时代家庭政策与家庭建设

在新时代背景下，家庭政策和家庭建设面临着多重机遇和挑战。什么是家庭建设？在下午的一场学术探讨会上，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复旦大学的专家学者们就“新时代家庭政策与家庭建设”分享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会议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蔡建华主持，南京大学陈友华教授对各位发言一一点评。

事业与家庭，“母职”下的职业女性

随着生育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有诸多挑战摆在了我们面前。新生儿数量的减少，以及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使得我国传统劳动市场上的人口红利慢慢消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杨雪燕教授认为，我们需要让更多的职业女性加入整个社会经济生产当中，并且要使之能有很好的生产效率。但长期以来，女性往往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的生育责任和养育责任，导致职业女性面对工作和家庭关系问题。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生产的同时，女性该如何平衡好家庭生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茅倬彦教授认为，在公共托育服务不足并且家庭内部祖辈照料不确定情况下，丈夫作为核心家庭的重要成员，参与育儿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意义重大。“现阶段我国公共幼儿照护体系尚不健全，家庭承担着大部分的照料责任。已有研究发现祖辈参与育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女性的育儿压力，但女性生育年龄不断推迟，随着祖辈年龄增加，其身体状况不足以支持照料孙辈，未来祖辈参与育儿的可得性、可行性并不强。”茅倬彦说道。

通过建立分析模型，茅倬彦发现，有丈夫参与育儿的家庭中，女性的就业情况明显好于没有丈夫参与育儿的家庭，这一情况在多子女家庭中尤为明显。此外，从劳动力市场来看，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开始超过男性。而女性的工作能力与薪资水平越高，丈夫越愿意支持其外出就业。

蔡建华指出，对于丈夫每日具体在育儿方面投入多少时长，才能促进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好的表现，是该研究在未来有待深挖的方向。

“社会学领域的女性研究更倾向从家庭层面开展，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更倾向从工作方面。但是我认为，我们未来的研究应该将两者打通。我们现在40%以上的女性青年在生育后会回到职场。80后、90后、00后他们处在生育旺盛期，同时也是职业的上升期，如果不把她们面对的职业发展和家庭发展问题联合起来考虑，很难实际上解决问题。”杨雪燕介绍道。

她将女性的工作和家庭关系分成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时间维度上，不同的人生阶段面对的工作和家庭问题并不一样。比如在结婚、怀孕生育、养育儿童、照看老人等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学习深造、择业就业、升职加薪、中断复职等不同的职业生命周期，女性面临不同事件的挑战和压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方法，可能产生更行而有效的影响。”空间维度上，女性在职业和家庭两个不同的场所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二者存在冲突，也可能相互促进。杨雪燕认为，时间、精力或者其他方面的资源的分配会导致冲突，而弹性工作制或者是远程办公等新趋势，打破了家庭和工作之间的边界，可能会起到促进作用。

“家庭和工作的两个场景，在未来怎么能够结合？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蔡建华说道。他认为，随着数字技术发展、AI的广泛运用，直播带货、短视频自媒体等新型行业蓬勃发展，旧有的劳动方式也在发生转变，也为工作家庭结合带来一些可能性。如何去给这些新兴行业赋能，值得大家去探索和实践。

变迁与发展，怎样进行家庭建设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家庭户总数有4.94亿。面对如此庞大的家庭数量，如何推动家庭的发展，加强家庭的建设，也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那么，什么是家庭建设？又该怎样进行家庭建设？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杨菊华教授解释道：“家庭建设的概念相对模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我把它视为一个综合性概念，既通过各种方式、方法与手段，提升家庭功能、改善家庭关系、增进家庭福祉的活动与制度安排。通过家庭建设，能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促进家庭和谐、幸福和成员的个人成长，也能提高家庭的整体生活质量，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和幸福感，确保家庭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杨菊华看来，家庭建设可以细分为生计建设、德行建设、环境建设、能力建设4个方面。“理想的家庭建设状态与过程应该是经济宽裕、文化积极、环境优美、能力提升‘四位一体’。”

“生计建设很好理解，要保障家庭建设，在经济上要宽裕，需要有钱满足日常生活。”经济基础是既是其他领域建设的保障，也能有效增强家庭成员的幸福感，“比如，在没有奢侈消费的前提上，你在家庭的消费需求是否能被满足？”因此增强家庭成员的生计能力很有必要。德行建设则是家庭文化层面上的概念，它既包括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也包括优良的家风这一软件文化建设。“我想，家风的建设要在传统的优秀文化和现代文明综合寻找答案，如强调传统中的修身齐家，以及现代强调个体发展的积极的婚恋观、家庭观、生育观。”在杨菊华的观点下，做好家庭卫生、收纳整理也应当归属于家庭建设的一部分——环境建设。除了栖有善邻、居有好屋，优良的家庭卫生环境也值得大家关注。“曾经我们把它放在家务劳动范畴，事实上，家务应当是家庭环境建设的一个抓手。”此外，“能力建设也应该是家庭建设的一个部分，包括一老一小家庭结构下的抚幼赡老；提供长久保障和支撑的能力发展；面对当前社会快速变化的适应能力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冯文猛研究员则认为，身处在新的时代，我们要顺应家庭变迁趋势，看到出现了哪些新的情况？当前的家庭小型化、独居化和空巢化现象十分常见，此外，农村的家庭支持面临极大挑战。因此，我们社会政策的调整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比如，更多通过社会化服务解决诸如用餐等日常生活需求；利用数字技术增强家庭内部成员间远程交流。面对不同年龄段成员的不同需求，比如新生代父母育儿知识不足、劳动年龄人口需技术培训、老年人更加需要健康与心理支持，需要在服务和教育方面进行不断创新。

记者 颜静燕 田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