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爱成就富好胜日臻荣

李富荣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孙佳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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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荣为本报读者题辞

本报记者 孙佳音

每天早起出门买菜、回家喝茶，然后运动一小时，跑步机、椭圆机、自行车轮换着练，下午打牌，晚上看电视，周末和儿孙们在一起，有空还会和老伴一起出门旅游。这是一个77岁退休老人的生活日常，看起来再寻常不过。

但坐在他家客厅，晒着太阳，吃着橘子，嘻嘻哈哈闲聊之时，你又会觉出这位老人的不寻常。不寻常，是因为客厅四周散落的大大小小的照片和奖章，仿佛在诉说李富荣的体育人生：五次作为男团主力参加世乒赛，风华正茂；率军包揽世乒赛七项冠军，空前绝后；六次带队参加夏季奥运会，中国运动员所取得的一大半金牌都跟他有关系。不寻常，是因为李富荣几乎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不曾失败过、迷茫过、退缩过。

不过，这一切的开始，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乒乓球板，“小摊上买的，一块五毛钱”。

给新球板缝个布套

运动员时代的李富荣，15岁进入上海体育宫业余体校进行乒乓球训练，16岁便入选上海乒乓球队，同年被选入国家青年集训队。也就是说，在一年里他实现了业余体校、上海队、国家队的“三级跳”——不用说，他天赋极好。但李富荣却说，主要是因为他对乒乓球的“酷爱”，“一般的兴趣还真不行”。

聊起“酷爱”，李富荣兴致很高。他还记得小学时候的乒乓启蒙老师叫王志钧；记得为了打球中学时候自己转学去了市三初级中学，每天午饭扒拉一口才好省出时间来练球；记得陆耀老师叫他去考业余体校，考上后隔天下午训练，“我妈妈一开始是反对的，她觉得打球难成才，尤其是训练以后吃得也多，鞋子坏得还快。但我喜欢呀。”青春少年的热爱，仿佛就在眼前。

李富荣清楚记得自己的第一块乒乓板：“那时候真不敢想买什么红双喜。我哥哥在玻璃厂当工人，每个礼拜给我五毛钱，我省了三个星期，揣着一块五，到摊头上买一块球板。那个海绵啊，跟银行里点钞票的海绵差不多软。”尽管如此，李富荣对这块乒乓板还是很宝贝，特地找出家里的黑色绒布，给球板缝了个套子，每天欣欣然地背着，从新闸路走路去体育宫训练。“那时候没钱坐车，但训练我风雨无阻的。明天考试，今天该训练我还是要去训练的。”

跟容国团同屋三年

就这样，凭借天赋和努力，李富荣在1958年被傅其芳亲自选入国家青年队，“11月我跟杨瑞华、徐寅生一起到北京，他们是国家队，我是青年队。1960年，‘108将’就并在一起了。”那一年，国家体委举全国之力，选调了全国的108位乒乓球运动员到京，集中备战将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分配宿舍时，李富荣被安排跟比他大五岁的容国团住一间。“当时对他很崇拜，跟他住一间，一进房间，就树立好目标，也要做世界冠军。”

1959年，第25届世乒赛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容国团夺得男单冠军，为中国夺得世界体育比赛首个世界冠军，举国振奋。以实际行动向偶像致敬，李富荣每天都在刻苦训练，“消耗很大，记得我有一顿吃了八个鸡蛋”，他还记得那年夏天，每天训练不仅湿透衣服，还会湿透鞋子，“回力球鞋里面叽咕叽咕都是汗水”。有趣的是，因为崇拜，连容国团“穿剩下”的皮鞋，李富荣也欢喜地买下了，“他三块钱处理了，卖给我，我就喜滋滋买了。穿了他的鞋，心里挺美的，哈哈。”

“我们一起住了三年。”这三年里，李富荣成长为中国乒乓球男队的绝对主力；这三年里，李富荣成了世界冠军——1961年第26届世乒赛，19岁的李富荣赢得了男团冠军、男单亚军、混双亚军和男双季军。

美男子也是轰炸机

李富荣在国际乒坛有“美男子加轰炸机”的雅号。说美男子，是因为他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夫人张予懿印象最深的是刚认识他不久时，发现他的裤线总是笔直的。“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也没有电熨斗什么的，原来是他每天睡觉前都要把裤子放到枕头下面压平，第二天永远是‘笔管条直’。”1965年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28届世乒赛过去一个多月后，还有女孩子跑到大使馆想要见“美男子”。

说轰炸机，是因为李富荣打球攻势凌厉、作风勇猛。做运动员如此，做教练更是严格，“几乎没有队员不怕我”。眼前的李富荣爽朗里甚至带着几分和蔼，但连爱徒蔡振华都说：“那时候我们都怕他，离老远看见他走过来的时候，宁可绕着走。”李富荣叫队员害怕的，是1979年兵败

朝鲜之后，当年中国男乒意外地失掉了团体、单打、双打冠军，只拿到一个混双冠军，压力和懊丧之下，“两个星期，皮带足足松掉两格”。回国后，不服输的李富荣把匈牙利夺冠的照片贴在训练日记上，天天看，激励着自己和队员卧薪尝胆。

所有亲历过1979年和1980年中国乒乓球队冬训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两个寒冷的冬天里，自己的体能极限和意志品质受到的挑战。“那时候练得挺狠，每天6点出操，先跑5圈，2000米，然后是一小时以发球为主的技术训练；吃完早餐上午技术训练两个半小时，还要加一小时的身体训练；下午又是三小时的技术训练；晚上基本上每天都开会……”李富荣说自己从严治军，也“身先士卒”，“有些队员不喜欢跑步，我就每天带着他们一起跑。”所有的付出都不会白费。两年后，第36届世乒赛上中国队打出漂亮的翻身仗，囊括七项锦标并包揽五个单项的冠亚军，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心系好搭档红双喜也是在那一年，

李富荣开始担任国家体

委训练局副局长，并逐渐走上领导岗位。从1984年到2004年，李富荣六次担任中国奥运代表团副团长，一直位居中国竞技体育的决策层，他主管训练、比赛和反兴奋剂工作。在他主管的项目里，乒乓球是本行，羽毛球算触类旁通，其他的就都算不得纯粹内行，但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凭借自己多年的运动生涯和对于竞技体育规律的深刻理解，做出正确的决策。

尤其作为训练局局长的李富荣，大胆为中国一批优势项目选择“少帅”：乒乓球男队主教练蔡振华、羽毛球队副总教练李永波、体操队副总教练黄玉斌，他们挑起重担时平均年龄是32岁；数年后，周继红出任中国跳水队领队，时年32岁。“巧合，纯属巧合。”李富荣这样说，因为他入主中国男队时也是32岁。但有一些影响和关联一定不是巧合，比如李富荣担任过12年中国羽协主席，他对这项运动的影响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时任主教练李永波，羽毛球队那些年颇有几位“美男子加轰炸机”式的运动员，他们俊朗的外型、出众的球技、昂扬的斗志，总会叫人想起球桌边的李富荣。

不过，李富荣心里最牵挂的还是乒乓球。比如，亚特兰大奥运会时，他作为总局训练局局长带队在前方指挥，激战正酣，但当时乒乓球也正面临“小球改大球”的关口，李富荣百忙之中打电话给“红双喜”总经理楼世和，“问长问短”，帮着企业一起分析利弊。聊及此，他说：“我不是帮一个企业，我是帮中国乒乓。红双喜，是一个很难得的品牌，可以说这六十年来，他们跟中国乒乓同生共长。是他们一次次为我们提供先进武器，在和平年代，才帮我们打下了那么多胜仗。”李富荣回忆道，他不仅记得上世纪80年代红双喜把上海的矮脚青菜和冬笋“背到”北京，分给国家队里的上海籍教练员、运动员，更记得每一次在队伍最需要甚至最危急的关头，红双喜给予中国乒乓球队无条件的支持。“好几次国际大赛，临上飞机，他们还在帮忙调整球拍和胶皮。所以我们不是客户，而是伙伴，是一起征战世界的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