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我们先来说说好消息吧

脱下隔离衣，摘下护目镜和口罩，42岁的陈俊从隔离区回到清洁区，但一天的工作仍未完成。“除了对患者心理干预，我还打算对疫情下的一线护士做调研。”大年初二起，陈俊搬进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急病房，这位心境障碍诊疗专家，是目前首位零距离接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精神科医生。

坐火车途经武汉后确诊的徐阿姨（化名），把女婿给传染了，两个人都住了进来。徐阿姨深深自责，认为自己“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拖累了家庭。每次和亲朋好友通话，病房里总传来哭声。几天来，她吃不好睡不好，常在病床上发呆，动不动流泪。

这样的情况干扰了治疗，也引起了陈俊的注意。“阿姨，我们来聊聊吧！”第一次走进病房，陈阿姨又刚打完电话，失声痛哭。“我真不该去……”陈俊和她的对话，从好消息入手。“刚刚又有一个患者出院了，接下来出院的人越来越多，你和你女婿的症状也在好转！”陈俊和徐阿姨的交流持续了20分钟。还不是很习惯穿着隔离衣治病，护目镜和口罩也让沟通不流畅，一向温和的陈俊也提高了分贝——毕竟，他要跟患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位患者情绪脆弱，焦虑、自责始终围绕着她。”陈俊除了心理疏导，还给徐阿姨开了抗抑郁药物。几天后，阿姨的情绪好多了。

“真正有心理问题的患者不多。”陈俊说，白天专家组查房讨论的时候，他只是聆听，记录下可能需要心理干预的人。考虑到隔离病房的环境和患者的身体状况，精神检查过程压缩至15-20分钟。

朱先生是一名“新上海人”。虽然感染后表现为轻症，他却时刻担心自己“会死”。“为什么不给我吊水？”“为什么只给我吃这点药？”“我是不是被放弃了？”一连串的问题抛给了陈俊。但治疗最后，这位患者露出久违的笑容，还冒出一句沪语，“刚刚这些话听得我色一多了！”

“大家已经认识到患者不仅要身体康复，心理康复也很重要，这是一种进步。”陈俊说，有些患者只需跟精神科医生说说话就能缓解，有些还需要服用处方药。隔离病房环境特殊，医护人员面对看不见的病毒，工作风险高、强度大，也可能出现心理问题。“昨天就有4个护士来找我，有一个特别惦记孩子，还咨询了亲子关系。”

2008年，陈俊主动请缨上了汶川抗震一线；12年后，他又成为全国最早进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隔离病房的精神科医生。他在这里工作满2周后由其他同事顶上，直到疫情得到完全控制。而17年前，现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的徐一峰，也曾作为本市第一位进入非典定点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打开了诸多病人的心结。 本报记者 左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