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云坊的希望之光

当年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

丽云坊旧址

当年的丽云坊54号

静安雕塑公园梅园中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遗址石碑 张龙摄

◆章慧敏

上海的静安雕塑公园地处市中心，却又闹中取静，公园的东南角有个“梅园”，梅园的正中立着一块青褐色的石碑：“中共中央组织部遗址”几个字赫然在目。碑上寥寥几句述说着这里曾经的不平凡：“成都北路741弄（丽云坊）54号。这里是1928年至193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地，恽代英、陈潭秋等先后在这里居住，组织部长周恩来在此办公。”站立在石碑前，我的脑海中自然地浮现出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诗句，如今原址的四周栽满了傲霜的梅花，每年冬季，株株梅花凌寒而立，仿佛预示着革命先辈们当年的“苦寒”并未就此消散……

一艘“免检货船”

1928年前后的上海，警车发出的凄厉警笛声不时回响在上空，骑警的巡逻马队也一溜小跑于大街小巷，警笛声与马蹄声交杂在一起，让过往市民无不胆战心惊。国民党警察和租界巡捕频频出动，张开了一张张有形或无形的网，为的是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何况，抓住一个共产党人能获得一笔“赏金”，警察、宪兵和密探谁都不想错过这种机会。

白色恐怖下，上海的大小旅馆、客店都受到了严查；车站和码头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一双双眼睛在四面八方搜索，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和一个角落。

1927年9月，一艘悬挂着“米”字旗的货船离开汉口码头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来。这艘货船属于英商祥泰木器行，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两地。显然，货船是不可以搭载乘客的，但船上的一名姓陈的舵手却不止一次地带客人上船。

在船上，舵手的地位虽不能和船长、大副相比，但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舵手想“捎黄鱼”，带几个人并非难事，这也是公开的秘密。这些私下上船的客人在船员们的眼里是文质彬彬的，随身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确实像是“跑生意”的。令国民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料到的是，他们竭力想搜捕的共产党内的重要领导人正藏身在船中，而掩护他们从敌人的眼皮下安然到达上海的却是桅杆上那面英国国旗。因为有了米字旗，它便成了一艘“免检货船”，这也得以使领导人以及大包小包的中共中央文件、活动经费、枪支弹药一路通行无阻地顺利到达上海。那位冒着生命危险转移共产党人的陈姓舵手也是地下党员，祥泰木行的运输船俨然成了中共中央在上海与武汉之间的秘密交通线……

其实，早在1924年5月的中共四届扩大执委会上就已设立了中共中央组织部。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然而，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各地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为保存力量，许多共产党人被迫撤离武汉，来到上海。原设在武汉的党中央机关也分期分批转移到了上海，并分散建立起秘密的工作机关。1928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央组织部长。

当时的上海，笼罩着阴霾，周恩来始终要求隐蔽战线的同志重视细节。细节，岂止能决定成败，更能决定生死存亡！所以，每一个党的机关都有细节上的安排：比如，住处，须要找有前后门的房子，万一敌人从前门进来，人可以从后门逃脱；开会，要事先“踩盘子”，看路线，紧急撤离时不至于误入死胡同；出门，要精心化装；联络，单线联系；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这就是选在成都北路的丽云坊石库门里设立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原因。这里地处公共租界，户型毫不起眼，在大片的民居中生存，更利于党组织的安全。

一群乔装的房客

就这样，黄玠然和杨庆兰以夫妻的名义租下了丽云坊54号。当年的黄玠然（见下图）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而妻子杨庆兰则是机关交通员，在南昌起义队伍中，她还是“四大女金刚”之一。作为二房东，他们又将多余的房子租给了房客，恽代英、余泽鸿、陈潭秋、何成湘等共产党人曾相继做过丽云坊的房客。

丽云坊54号是一楼一底的石库门，当年，“房东”黄玠然夫妇住在二楼前楼，房客们居住一楼，二楼的后厢房作为办公地。组织部长周恩来几乎每天清晨或深夜都会来这里阅读报告，听取汇报，同各地来沪找党中央的同志讨论工作。在这里，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们，对外却都以房东和房客相称。

1982年5月，当年的“房东”、时任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秘书长的黄玠然来上海公干。那时候中共中央组织部旧址还在，从1928年驻守丽云坊到1982年旧地重游，期间足足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黄老十分感慨，在征得二层前楼居民的同意，他还在曾居住过的房间里拍照留念。

回忆起当年情景，黄老也是百感交集。顾名思义，“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对组织的动员及管理，但这个工作做起来太不容易了，环境危险是第一难题。当年的组织部只配备了周恩来一位部长、一名秘书和几个组织干事，加起来不到十人。秘书主持日常工作，是部里的“二把手”。担任过秘书的先后有余鸿泽、恽代英、陈潭秋、何成湘，而他们的公开身份就是黄家的房客。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香港辗转回到上海。邓颖超晚年追忆起这段峥嵘岁月时说：“我和恩来同志从来不敢上电车，因为我们从五四时期起一直是公开活动的，国民党人都认识我们，认出来了就不行。每天出去，必定是清早五点左右，深夜十一二点才回来……”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腥风血雨，为了组织和个人的安全，周恩来不仅要时常变换住地，外出时不断改变自己的妆容，还要不时变换名字，与敌人“捉迷藏”。

曾在中共中央机关任秘书的黄玠然晚年回忆道：“周总理取的化名很多，我也不能完全说得上来。但是有两个我是知道的：有一次我和他在谈工作，不知怎么的扯到了他的老家。他说老家淮安没有山，是一个少山的地区。这时，刚好他手里有份文件要签发，他就顺手签上了‘周少山’的名字。还有一次，我看到总理署名‘维思’，就问了一句‘维思’是什么意思？总理说，‘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嘛！’”

周恩来在中央组织部里制定了各项秘密工作制度。他要求负责保管文件的干事将干部的资料和工作记录用俄文字母编成密码式的文件档案，便于保存和查询。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也曾回忆说，她当时在中央组织部任机要员，经常需要把周恩来交给她的文件送到指定的地方去。外出她都会改变服饰，有时装扮成浓妆艳抹的有钱人家少奶奶，有时又扮成不领市面的家庭妇女。而登记来往电报和写信，都是用“药水笔”来抄写，完成后依旧如白纸一张。

一盏心中的灯光

中央组织部是中国共产党火种计划的传承之地，火种已备，东风又吹，燎原之势需要信仰，需要培育。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被大肆屠杀。这时的丽云坊54号就是共产党员心中的灯光，哪怕重重险阻，他们也会不惜生命找到家。此刻，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从国外回来的同志都会千方百计来到上海。

渐渐地，来上海寻找组织的同志多了，为此，中央组织部便秘密举办干部培训班和军事训练班，向苏区和红军输送人才。这样的培训班每期一个月左右、20来位同志参加，恽代英、余泽鸿分别任正副班主任。上海开纳路（今武定西路）一幢四层新楼房就是他们的教室。培训中，周恩来亲自审定讲课提纲，还与陈潭秋经常去讲课，这对提升干部素质和思想水平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那时党内的阅读刊物很少，曾担任中央组织部干事的邓颖超与大家商量后准备创办一份《支部生活》。周恩来对这个建议给予热忱的支持。同在上海工作，无论在多么危险丛生的环境，邓颖超都是周恩来亲密的战友和助手，生死与共、福祸同当。为了保护周恩来的安全，躲避特务的跟踪，她总是装扮成普通的家庭妇女，提着菜篮子四处奔走，寻找安全可靠的住地，这对伴侣避过了一个个随时可能到来的灾难。

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写道：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

周恩来阅后感同身受，他当即批示中央军事部和组织部，向井冈山派去30名工人出身的党员作为党代表。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中央组织部领导各地党组织走上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之路，一批批政工、军事人才被输送到各地党组织和苏区。

后记

梅花香自凌寒立，如今，漫步静安雕塑公园，沿着东南角的绿化墙，自然就会信步而达梅园。1982年，丽云坊旧址经当年在组织部机关工作过的黄玠然等老同志的寻访，最终在此地确认。后改建为静安雕塑公园中的梅园。当年，中央组织部在极其严峻的战场上激活了信仰的火种，使之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如今，梅园中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旧址正在为到来的人们叙述着这样一个忠诚的故事。